民国二十七年四月，闽西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汀江两岸的杜鹃花已经开了，血红血红的，沿着江水一路蔓延到山里去。武平县城的青石板路上，水汽氤氲，刚下过一场细雨，屋檐还在滴着水。几个老人坐在钟家祠堂前的石阶上，抽着旱烟，望着南边的方向，沉默不语。
“听说了吗？”一个戴着破旧毡帽的老人压低声音，“钟家那小子，怕是回不来了。”
旁边穿着褪色蓝布衫的老人猛吸一口烟，摇摇头：“别瞎说，绍葵现在是粤军的少将，威风得很。”
“可我前日从上杭回来，那边风声紧得很。省里来了大官，保安团的人进进出出...”
话未说完，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马上的人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面色惨白，直奔钟家大宅而去。老人们互相看了一眼，心里都咯噔一下——那是钟魁身边的贴身侍卫小周。
要变天了。
上杭城南的监狱门口，两个哨兵无精打采地站着。天色渐晚，夕阳的余晖把监狱灰扑扑的墙壁染成了橘红色。
钟魁靠在牢房的土墙上，闭着眼睛。这间临时关押他的牢房还算干净，至少没有跳蚤和老鼠。他身上还穿着那件粤军的少将军服，只是领章被扯掉了。三天前，省保安处副处长黄苏亲自来到上杭，以“商议要事”为由请他赴宴，他刚踏入宴会厅，就被埋伏的士兵拿下。
门外传来开锁的声音。钟魁睁开眼，目光锐利如鹰。
黄苏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国民党军服，戴着白手套，手里拎着一瓶酒和两个杯子。
“钟团长，好久不见。”黄苏微笑着，自顾自地在牢房里唯一的一张木桌前坐下，倒了两杯酒。
钟魁冷哼一声：“黄处长好手段，鸿门宴演得不错。”
“职责所在，望钟兄见谅。”黄苏推过一杯酒，“上杭米酒，你家乡的味道。”
钟魁没有动，只是盯着黄苏：“我钟魁行事光明磊落，投奔粤军是为抗日大局，何罪之有？”
黄苏不紧不慢地喝了口酒：“钟兄，你我相识共事多年，我就直说了吧。如今抗战全面爆发，福建地处东南前线，必须稳固后方。而你...”他顿了顿，“你在闽西势力太大，省里不放心。”
“就因为这个？”钟魁猛地站起身，声音提高，“我钟魁十六岁从军，剿匪镇反，哪一样对不起闽西百姓？如今国难当头，你们却还在搞这套排除异己的把戏！”
黄苏放下酒杯，脸色冷了下来：“钟团长，你从粤军私自返回闽西，收编旧部，意图不轨。这是上峰的命令，明日便将你押解省城受审。”
钟魁仰天大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杀便杀，何必演戏！”
黄苏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军装：“今晚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出发。”他走到门口，又回头补充道，“酒留给你了，算是老同事的一点心意。”
牢门重新锁上。钟魁盯着那瓶酒，突然抓起狠狠摔在墙上，酒水和玻璃碎片四溅。
他知道，自己活不过今晚。
武平县城，钟家大宅灯火通明。
钟魁的妻子李玉娥坐在厅堂中央，手里攥着一封电报，那是半个月前钟魁从广东寄回来的，说不久便可回家探望。堂下坐着钟家的长辈和钟魁的旧部。
“小周，你把情况详细说一遍。”李玉娥的声音出奇地平静，但握着电报的手在微微发抖。
侍卫小周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带着哭腔说：“夫人，我们一到上杭就被软禁了，团长被关进监狱。我趁守卫换班时撬开后窗逃出来的。省里来了很多人，都是黄苏的手下...”
“黄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用拐杖重重敲击地面，“此人心狠手辣，当年在黄埔就是有名的笑面虎。”
“现在怎么办？”另一个穿着旧军装的汉子站起来，“我带兄弟们去上杭，把团长救出来！”
厅堂里顿时一片嘈杂，有人主张立即发兵，有人建议找粤军求救，还有人认为应该通过省里的关系疏通。
李玉娥抬手示意大家安静：“绍葵离开武平时交代过，若他出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如今日本人虎视眈眈，我们内部若是火并，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夜色中朦胧的山峦：“明天一早，我去上杭见黄苏。他是省里的官员，总要讲些规矩。”
众人面面相觑，但没人反驳。钟魁走后，李玉娥实际上已成为钟家的话事人，她虽是女流，但处事果断，颇有胆识。
然而谁都不知道，李玉娥转身时，眼角终于滑下一行泪水。她太了解国民党官场的做派，一旦到了撕破脸的地步，就绝不会留活口。
今夜，注定漫长。
上杭监狱内，钟魁做了一个梦。......
黑暗中，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那间弥漫着樟脑和铜锈味的当铺阁楼。油灯昏黄的光晕下，父亲拨打算盘珠子的声音像催眠曲，他趴在柜台边，一边啃着冷馒头，一边贪婪地读着《生意经》。这既是他的学堂，也是他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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