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的阳光,带着初夏的暖意洒在云溪县的土路上。林砚踩着车辙里的新泥,望着远处田埂上弯腰插秧的农户,裤脚还沾着赵家峪的草屑——那是今早帮赵老栓扶犁时蹭上的,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
“林计吏,前面就是渡口了。”王敬之赶着马车,声音里带着难掩的紧张,“张御史的船应该快到了,听说他从不按常理出牌,昨天在清河县,直接把账房的算盘都翻了个底朝天。”
林砚攥了攥怀里的账册,封皮上“云溪县赈灾明细”七个字被指尖磨得发亮:“翻算盘不怕,怕的是账算不清。”他想起出发前顾知府的嘱咐——“张大人要查什么,你就给什么,不必遮掩”,心里反倒踏实了。
渡口的石阶上,已经站着不少人。顾知府穿着常服,正和一个身着绯色官袍的中年男子说话,那男子面膛黝黑,眉宇间带着锐利的锋芒,想必就是御史张大人。旁边跟着的小吏捧着个锦盒,里面装着抽签用的竹签,上面写着各县的村名。
“林砚来了。”顾知府招手,“这位就是张御史。”
张御史转过身,目光落在林砚怀里的账册上,声音像淬了冰:“你就是林计吏?听说这次赈灾的账册,都是你一手核的?”
“是。”林砚拱手,“卑职林砚,幸不辱命。”
“幸不辱命?”张御史冷笑一声,从锦盒里抽出三根竹签,“云溪县赵家峪、清河县李家庄、豫州府城郊王村——就查这三个村。现在就去,账册、人证、粮仓,一处都不能少。”
周围的吏员都屏住了呼吸。谁都知道,这三个村一个是重旱区,一个是减税试点,一个是城郊最难管的村,张御史显然是故意挑了最容易出纰漏的地方。
“请大人移步。”林砚没有丝毫犹豫,转身示意王敬之带路,“赵家峪离此最近,我们先去那里。”
马车在田埂上颠簸前行,张御史闭目养神,手指却在膝盖上轻轻敲击,像是在默算着什么。林砚坐在对面,翻开赵家峪的账册,指尖划过“赵老栓,五口人,领粮一石五斗”的记录,旁边还粘着片干枯的麦穗——那是当时赵老栓核对时,从衣襟上掉下来的,被林砚随手夹进了册子里。
“林计吏。”张御史忽然睁眼,“我听说,你为了核账,连村民家的锅台都翻过?”
“不敢。”林砚合上册册,“只是核对人口时,要看看灶台上有几口锅、墙角堆着多少柴火,这些都能佐证家里的人口数。比如赵家峪的二柱子,账上写着两口人,但他家灶台上有三个碗,后来才查出来,他刚娶了媳妇没上报。”
张御史挑眉,没再说话,目光却多了几分审视。
到赵家峪时,村口的老槐树下正聚着一群村民。赵老栓听说御史来了,拄着拐杖跑在最前面,枣木杖头在地上敲得咚咚响:“林计吏!俺们都在这儿候着呢!”
张御史的目光扫过人群,最后落在赵老栓身上:“老人家,你家领了多少粮?”
“一石五斗!”赵老栓脱口而出,随即又补充道,“俺家五口人,每人每天一升,领了一个月,账上记得清清楚楚!”他转身冲屋里喊,“老婆子,把领粮的竹签拿来!”
一个老婆婆颤巍巍地捧着个陶罐出来,倒出一把麦秸秆削的竹签,上面用炭笔写着日期和领粮数。“您看,这是三月初二领的,这是三月十五领的……”赵老栓指着竹签,每一根都能说出当天的情景,“那天林计吏还问俺家孙子病好了没,给了俺两文钱让买糖吃。”
张御史拿起一根竹签,又翻开林砚递来的账册,竹签上的字迹和账册上的记录分毫不差。他忽然问:“有没有人领了粮却没签字?或者有人多领了粮?”
人群里安静了片刻,一个年轻媳妇红着脸开口:“俺……俺娘家弟弟来投靠,没来得及报人口,想多领一斗粮,被林计吏查出来了。他没罚俺,就是让俺去县衙补了登记,第二天才给的粮。”
“还有里正!”一个后生喊道,“里正想多报五口人,被俺们举报了,林计吏当场就把账改了,还训了他一顿!”
张御史的目光落在村口的大字报上——那是用锅底灰写的账目,虽然字迹潦草,却把每日的发粮数、领粮人都写得明明白白,旁边还画着歪歪扭扭的对勾,是村民们自己核对后画的。
“这字是谁写的?”他问。
“是俺!”一个瘸腿的秀才拄着拐杖出来,“俺以前是私塾先生,后来腿坏了回了村。林计吏让俺负责写大字报,说要让全村人都看明白。”
张御史走近细看,发现大字报的边角都被雨水泡软了,却用麻线仔细地裱了起来,上面还沾着泥点和草屑,显然是被人精心保存着。
离开赵家峪时,赵老栓非要塞给张御史一把炒花生:“您尝尝,这是新收的花生,俺家孙子说,林计吏最爱吃这个。”
张御史没接,却忽然笑了:“老人家,你可知谎报领粮数是要治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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