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唠叨的原生家庭里，她的地位低下得不如一条狗。这并非夸张的形容，而是近乎事实的冷酷描述。或许因为性格、或许因为嫁得不好（早年）、或许因为后来女儿三姐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唠叨在娘家兄弟姐妹、乃至侄子外甥眼中，是个无关紧要、甚至有些“丢人”的存在。平时走动极少，即便见面，也是冷淡敷衍，鲜少主动关心，更别提尊重。娘家有什么红白喜事，她往往是最后被通知、甚至可能被遗忘的那个；她家有什么事，娘家人也多是避之不及，懒得搭理。
这种境遇，对于把“家庭和睦”、“亲戚热络”看得很重、也视为“面子”重要组成部分的唠叨来说，无疑是心头一根深深的刺。她渴望被娘家接纳，渴望在姐妹间能有说有笑，渴望在外甥侄子面前有个“姨”的体面。这种渴望，在自家日子越发不堪、需要更多外部“认可”来粉饰太平的当下，变得尤为迫切。
于是，为了能将娘家人“请”到这场周岁宴上，为了能在人前营造出“我和娘家人关系好得很”的假象，唠叨使出了浑身解数，开始了她最为熟练也最为心酸的操作——低三下四的跪舔。
她可能挨个给娘家兄弟姐妹打电话，语气卑微而热切，反复强调“这是您外重孙（或侄外孙）的大日子”、“一辈子就一次”、“咱们一家人好久没聚了”、“您一定得来给捧个场”……即使对方态度冷淡、借口推脱，她也绝不气馁，一遍遍恳求，甚至可能许诺一些自己根本做不到的“好处”，或者暗示宴席如何“高档”、“有面子”。
她或许会亲自提着并不丰厚的礼物，上门去请，脸上堆满讨好的笑容，忍受着可能的白眼和敷衍。她会刻意提起一些陈年旧事（往往是娘家曾给过的小恩小惠），来试图唤醒那点微薄的亲情。她会反复强调宴会的“隆重”和“重要”，仿佛娘家来了人，她的人生就圆满了，面子就挣足了。
这一切的核心目的，不是为了亲情团聚，而是为了“面子”。她需要娘家人的出席，来向所有宾客（尤其是镇上那些知根知底的人）证明：看，我娘家还是认我的，我们关系好着呢！我不是孤家寡人，我也是有娘家撑腰（哪怕只是表象）的！ 这能让她在许家这个烂摊子里，感觉稍微好过一点，也能在外人面前，勉强维持一个“家庭关系正常”的脆弱幻象。
而这场“跪舔”来的“团圆”中，最讽刺、也最凸显这个家庭扭曲亲缘观的，莫过于那位“砍她爹（大锤）的那个姐夫”，竟然也赫然在列，并且很可能被奉为座上宾。
这位姐夫，当年曾提着刀追砍大锤，闹得沸沸扬扬，结下了深仇。按理说，这应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然而，在许家（尤其是三姐）那套“慕强凌弱”、“只认眼前利益和表面气场”的畸形逻辑里，曾经的暴力威胁者，反而可能被视为一种“厉害”、“不好惹”的象征。讨好这样的人，在她们看来，或许能彰显自家“大度”、“不计前嫌”（实则欺软怕硬），或者幻想能借此获得某种无形的“保护”或“面子”（看，连这样的狠人都来给我家捧场）。
于是，往日的血仇可以被刻意淡化，甚至被扭曲成“不打不相识”、“都是过去的事了”。这位姐夫，可能会被安排在主桌或显眼位置，接受着许家人（至少是表面）的恭敬与热情。而真正为这个家付出心血、却被轻视践踏的人（如罗清，如曾经真心待他们的朋友），却早已被切割、被遗忘、或被诋毁。
这一幕，将成为周岁宴上最具讽刺意味的场景之一：真正该被感恩、被珍惜的亲情与恩义被弃如敝屣，而曾经的仇敌与施暴者，却因那可笑的“面子”和扭曲的“慕强”心理，被奉为上宾。唠叨跪舔来的娘家人，以及那位“座上宾”姐夫，他们的到来，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温暖与祝福，只会让这场宴会的人际关系图谱，显得更加光怪陆离、虚伪透顶。他们是唠叨用来装点门面的道具，是这个家庭扭曲价值观的活体展品。
而对于那些被硬拉来的娘家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是碍于情面（或想看笑话）勉强出席，内心对唠叨一家恐怕并无多少真情实感，甚至暗含鄙夷。他们坐在席间，看着许家众人的表演，感受着那刻意营造却漏洞百出的“和谐”与“隆重”，心中作何感想，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这场周岁宴，因这些扭曲亲缘的强行介入，变得更加像一场精心排练却演员各怀鬼胎的荒诞剧。唠叨用尊严换来的“娘家团圆”，不过是浮在虚荣海面上的又一串苍白泡沫，一触即破。而那个曾被追砍的大锤，如今要与仇人同桌饮酒，强颜欢笑，这其中的苦涩与荒诞，或许连酒精都无法彻底麻醉。
当这场“隆重”周岁宴的宾客名单几经斟酌、增删，最终大致敲定之时，一个极其讽刺、却又完全符合许家行事逻辑的“神奇”现象出现了：那些曾经经常给大锤家帮忙、实实在在付出过心血和汗水的人，反而不在邀请名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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