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遵旨！”两人齐声应道。
就在这时，王承恩又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奏折：“陛下，东林党左都御史曹于汴，递了奏折，说外阜司‘横征暴敛，扰民生计’，还说漳州分司有官员‘借查税之名，勒索商户’，恳请陛下‘罢黜外阜司，还江南安宁’。”
张维贤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陛下，这是曹于汴故意抹黑！漳州分司的官员都是臣亲自挑选的，每一笔税银都有账册可查，绝无勒索之事！曹于汴这是见税银数额可观，想故意搅乱新政！”
温体仁也道：“陛下，曹于汴与钱谦益是同乡，去年钱谦益下狱时，他就多次上书求情。如今外阜司成效显着，他怕陛下进一步清查江南税银，断了东林党人的财路，才故意造谣生事。”
朱由检接过奏折，快速扫了几眼，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曹于汴的奏折里，只说“横征暴敛”，却没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只说“勒索商户”，却没提商户的姓名——显然是凭空捏造。他将奏折扔在御案上：“曹于汴这是老糊涂了！外阜司的账册摆在这，税银也摆在这，他不看事实，反而听信谣言，真是辜负了朕的信任！”
他顿了顿，对王承恩道：“传朕的旨，将曹于汴的奏折发至六部九卿，让他们都看看——再把外阜司的税银和账册，搬到文华殿外的广场上，让文武百官都去查验。朕倒要看看，谁还敢说外阜司‘横征暴敛’！”
“嗻！”王承恩连忙领旨，心里暗自佩服——陛下这是要借税银的事，彻底堵住东林党人的嘴。
当天上午，文华殿外的广场上挤满了官员。十九万三千两官银被倒在铺着绸缎的长桌上，阳光照在银锭上，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温体仁站在一旁，手里拿着账册，随时准备解答官员们的疑问。
东林党人看到这么多税银，脸色都变了。曹于汴站在人群里，看着银锭上的“漳州分司”字样，嘴唇动了动，却没敢说话——他昨天刚收到林万山的信，说自己被外阜司罚了两万两，本想借着奏折逼陛下停了外阜司，没想到税银数额这么大，反而把自己架在了火上。
“曹大人，”户部尚书毕自严走过来，手里拿着一锭银锭，语气带着几分嘲讽，“您说外阜司‘横征暴敛’，可这税银都是按陛下定的章程收的——海贸税抽十税一，工商税抽二十税一，比江南士绅私下收的‘佃租’还低。您要是不信，不如看看这账册？”
曹于汴的脸涨得通红，只能含糊道：“毕大人，我只是担心商户负担过重，并非有意诋毁外阜司。”
“担心商户负担？”张维贤走过来，手里拿着泉州分司的商户名单，“泉州的商户陈万山，四月到六月做了三趟南洋生意，缴了税银五千两，却赚了三万两——您要是觉得他负担重，不如问问他愿不愿意停了海贸？”
周围的官员都笑了起来。曹于汴再也待不下去，转身挤出人群，匆匆离开了广场。其他东林党人见势不妙，也纷纷找借口溜走，只剩下支持外阜司的官员，围着税银和账册，讨论着如何进一步推进新政。
消息传到乾清宫时，朱由检正在看陕西灾区的奏报。王承恩把广场上的事一说，朱由检放下奏报，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东林党人总说‘新政害民’，如今税银摆在眼前，他们再想阻挠，也没那么容易了。”
他顿了顿，又道：“传朕的旨，赏张维贤、温体仁各白银五百两，绸缎十匹；漳州、泉州两分司的官员，各升一级，赏银一百两——让他们知道，只要为朝廷办事，朕绝不会亏待他们。”
“嗻。”王承恩躬身应道。
当天傍晚，坤宁宫的殿里摆上了乞巧宴。周皇后亲自做了巧果，还在案上摆了针线笸箩，等着朱由检过来。可等了许久，也没见陛下的身影，倒是宫女来报，说陛下还在乾清宫，跟张维贤、温体仁商量宁波、松江分司的事。
“陛下这是把心都放在外阜司上了。”周皇后拿起一个巧果，放在嘴里，甜丝丝的味道却没让她露出笑容，“不过也好，只要外阜司能稳住，边饷有了着落，陕西的灾民有了救济，这大明朝的日子，总能好起来。”
宫女连忙道：“娘娘说得是。听说今天外阜司缴了十九万多两税银，比去年多了三倍还多，陛下高兴，大臣们也服了，以后再也没人敢说新政的坏话了。”
周皇后点了点头，目光望向乾清宫的方向。夜色渐浓，乾清宫的灯火还亮着，像一颗坚定的星辰，在漆黑的夜空里，闪烁着微弱却执着的光芒。
她知道，陛下心里装着的，不仅是这十九万两税银，更是整个大明朝的江山——从三月的外阜司挂牌，到七月的第一批税银上缴，陛下走的每一步都不容易。可只要能守住这江山，能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再多的辛苦，陛下也愿意扛。
而此时的乾清宫里，朱由检还在跟张维贤、温体仁讨论着。御案上的银锭还没撤下去，灯光照在银锭上，映得陛下的眼睛格外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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