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遵旨!”两人齐声应道。
就在这时,王承恩又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奏折:“陛下,东林党左都御史曹于汴,递了奏折,说外阜司‘横征暴敛,扰民生计’,还说漳州分司有官员‘借查税之名,勒索商户’,恳请陛下‘罢黜外阜司,还江南安宁’。”
张维贤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陛下,这是曹于汴故意抹黑!漳州分司的官员都是臣亲自挑选的,每一笔税银都有账册可查,绝无勒索之事!曹于汴这是见税银数额可观,想故意搅乱新政!”
温体仁也道:“陛下,曹于汴与钱谦益是同乡,去年钱谦益下狱时,他就多次上书求情。如今外阜司成效显着,他怕陛下进一步清查江南税银,断了东林党人的财路,才故意造谣生事。”
朱由检接过奏折,快速扫了几眼,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曹于汴的奏折里,只说“横征暴敛”,却没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只说“勒索商户”,却没提商户的姓名——显然是凭空捏造。他将奏折扔在御案上:“曹于汴这是老糊涂了!外阜司的账册摆在这,税银也摆在这,他不看事实,反而听信谣言,真是辜负了朕的信任!”
他顿了顿,对王承恩道:“传朕的旨,将曹于汴的奏折发至六部九卿,让他们都看看——再把外阜司的税银和账册,搬到文华殿外的广场上,让文武百官都去查验。朕倒要看看,谁还敢说外阜司‘横征暴敛’!”
“嗻!”王承恩连忙领旨,心里暗自佩服——陛下这是要借税银的事,彻底堵住东林党人的嘴。
当天上午,文华殿外的广场上挤满了官员。十九万三千两官银被倒在铺着绸缎的长桌上,阳光照在银锭上,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温体仁站在一旁,手里拿着账册,随时准备解答官员们的疑问。
东林党人看到这么多税银,脸色都变了。曹于汴站在人群里,看着银锭上的“漳州分司”字样,嘴唇动了动,却没敢说话——他昨天刚收到林万山的信,说自己被外阜司罚了两万两,本想借着奏折逼陛下停了外阜司,没想到税银数额这么大,反而把自己架在了火上。
“曹大人,”户部尚书毕自严走过来,手里拿着一锭银锭,语气带着几分嘲讽,“您说外阜司‘横征暴敛’,可这税银都是按陛下定的章程收的——海贸税抽十税一,工商税抽二十税一,比江南士绅私下收的‘佃租’还低。您要是不信,不如看看这账册?”
曹于汴的脸涨得通红,只能含糊道:“毕大人,我只是担心商户负担过重,并非有意诋毁外阜司。”
“担心商户负担?”张维贤走过来,手里拿着泉州分司的商户名单,“泉州的商户陈万山,四月到六月做了三趟南洋生意,缴了税银五千两,却赚了三万两——您要是觉得他负担重,不如问问他愿不愿意停了海贸?”
周围的官员都笑了起来。曹于汴再也待不下去,转身挤出人群,匆匆离开了广场。其他东林党人见势不妙,也纷纷找借口溜走,只剩下支持外阜司的官员,围着税银和账册,讨论着如何进一步推进新政。
消息传到乾清宫时,朱由检正在看陕西灾区的奏报。王承恩把广场上的事一说,朱由检放下奏报,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东林党人总说‘新政害民’,如今税银摆在眼前,他们再想阻挠,也没那么容易了。”
他顿了顿,又道:“传朕的旨,赏张维贤、温体仁各白银五百两,绸缎十匹;漳州、泉州两分司的官员,各升一级,赏银一百两——让他们知道,只要为朝廷办事,朕绝不会亏待他们。”
“嗻。”王承恩躬身应道。
当天傍晚,坤宁宫的殿里摆上了乞巧宴。周皇后亲自做了巧果,还在案上摆了针线笸箩,等着朱由检过来。可等了许久,也没见陛下的身影,倒是宫女来报,说陛下还在乾清宫,跟张维贤、温体仁商量宁波、松江分司的事。
“陛下这是把心都放在外阜司上了。”周皇后拿起一个巧果,放在嘴里,甜丝丝的味道却没让她露出笑容,“不过也好,只要外阜司能稳住,边饷有了着落,陕西的灾民有了救济,这大明朝的日子,总能好起来。”
宫女连忙道:“娘娘说得是。听说今天外阜司缴了十九万多两税银,比去年多了三倍还多,陛下高兴,大臣们也服了,以后再也没人敢说新政的坏话了。”
周皇后点了点头,目光望向乾清宫的方向。夜色渐浓,乾清宫的灯火还亮着,像一颗坚定的星辰,在漆黑的夜空里,闪烁着微弱却执着的光芒。
她知道,陛下心里装着的,不仅是这十九万两税银,更是整个大明朝的江山——从三月的外阜司挂牌,到七月的第一批税银上缴,陛下走的每一步都不容易。可只要能守住这江山,能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再多的辛苦,陛下也愿意扛。
而此时的乾清宫里,朱由检还在跟张维贤、温体仁讨论着。御案上的银锭还没撤下去,灯光照在银锭上,映得陛下的眼睛格外明亮。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