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的冬风，是淬了冰的刀。它卷着关外的雪粒，呼啸着撞在大凌河城的砖墙上，发出呜咽般的嘶吼，像是在为这座孤城奏响挽歌。城墙上的积雪早已冻成青黑色的冰壳，层层叠叠压在破损的雉堞上，连插在城角的明军旗帜都被冻得僵硬，只能在风中勉强耷拉着，再也扬不起往日的威风。远处，后金的营寨沿着河道铺开，密密麻麻的帐篷像蛰伏的巨兽，篝火的微光在夜色里连成一片，将整座城围得水泄不通——这围困，已经持续了三个月。
从秋末的最后一片枯叶飘落，到深冬的积雪没踝，城外的号角声就没断过。那声音有时急促，有时低沉，像一把钝刀，日复一日地磨着城里军民的心。最初，库房里还能勉强匀出粮草，祖大寿带着士兵在城墙上巡逻时，甲胄碰撞的脆响里还带着几分底气；百姓们会端着陶碗站在街头，给守城的士兵递上一碗热汤，汤里飘着几粒米，眼神里却满是“等援兵来了，咱们就能活下去”的期盼。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后金的包围圈越缩越紧，明廷的援兵却像沉在海底的石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库房里的粮囤从“尚可支撑”到“日渐见底”，最后彻底空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木架，在寒风里吱呀作响。
最先消失的，是城墙上的战马。那两百多匹战马，是祖大寿当初特意从山海关调来的，棕的、黑的、枣红的，每一匹都跟着骑兵们冲过阵、守过城，马蹄上还沾着往日的硝烟。可到了围城的第二个月，当最后一袋米被分完时，祖大寿红着眼圈下了命令：杀马。城西北角的空地上，往日拴马的木桩旁，成了临时的屠宰场。士兵们握着刀的手都在抖，有个老兵抱着他的枣红马，手指一遍遍摩挲着马脖子上的鬃毛，马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用头蹭着他的胳膊，发出低低的嘶鸣。刀落下去的时候，老兵猛地闭上了眼，眼泪顺着脸颊砸在雪地上，瞬间就冻住了。
煮马肉的大锅支起来时，整个城角都飘着一股混杂着血腥的肉香。肉汤分到每个人手里，只有浅浅一碗，表面浮着零星的油花，连块像样的肉都捞不到，可没人嫌弃。士兵们捧着陶碗，小口小口地喝着，连碗底的残渣都要用舌头舔干净；百姓们则把分到的马骨揣在怀里，等夜里生火时敲碎，吸里面仅有的一点骨髓——那点带着腥味的骨髓，在当时已是能救命的珍馐。
战马吃完了，城里的人就开始搜捕一切能填肚子的东西。墙缝里的老鼠成了“宝贝”，男人们拿着木棍、铁铲，把民房、粮仓、城墙根的角落翻了个底朝天，连刚出生的、还没长毛的小老鼠都没放过。煮老鼠的水带着一股臊味，肉少得可怜，可饿极了的人，闭着眼也能咽下去。城外的地里早就没了绿色，有人就爬上光秃秃的槐树、榆树，用刀削下带着冰碴的树皮。树皮要在锅里煮上大半天，才能煮得稍微软一点，咬在嘴里满是苦涩的木屑，咽下去时刮得喉咙生疼，可就算这样，还是有人抢着去削——能填肚子的，总比饿着等死强。
到了第三个月，连老鼠和树皮都成了稀罕物。城墙上的士兵开始拆自己的盔甲，把护肩、护腿上的牛皮拆下来，切成小块泡在水里，煮到发胀了就捞出来啃。那牛皮嚼起来像橡皮，满嘴都是陈年的腥味，嚼得腮帮子发酸，可还是有人拼命往下咽，生怕慢一步就被别人抢了去。民房里的门窗、桌椅也被拆了烧火，原本还算整齐的街道，只剩下光秃秃的房梁，在寒风里显得格外破败。士兵们裹着破烂的棉甲，棉絮从肘部、肩部的破洞里露出来，冻得瑟瑟发抖，手里的长枪都握不稳，可他们的眼睛还是死死盯着城外的方向，盼着能看到明廷援兵的旗帜——可每次映入眼帘的，只有后金骑兵巡逻的身影，马蹄踏在雪地上的声音，像重锤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最让人绝望的，是“人相食”的惨剧，悄悄在城里蔓延开来。最初只是城外传来的消息，说有饿死的百姓尸体，第二天就不见了；后来，城里也开始有流言，说某户人家的孩子早上还在门口哭，中午就没了踪影；说某个孤寡老人的房门开着，人却不见了。祖大寿听说后，气得拔剑砍在案桌上，木渣飞溅，他嘶吼着下令严查，可饿到极致的人，早就没了理智。有一次，两名士兵因为争抢一块煮软的牛皮打了起来，其中一个人失手把对方推倒在地，头磕在石头上，没了气息。周围的人先是愣了愣，接着有人慢慢走了过去，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麻木的饥饿。最后，有人扑了上去——那一刻，饥饿战胜了人性，也战胜了所有的道德与尊严。
祖大寿站在城墙上，看着眼前的一切，心像被刀割一样疼。他还记得三个月前，自己刚到大凌河城时，城里有三万多军民。那时，士兵们精神抖擞，操练时的喊杀声能震得城墙都响；百姓们忙着秋收，街头巷尾满是烟火气。可现在呢？街道上冷冷清清，偶尔能看到几个步履蹒跚的人，个个面黄肌瘦，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凸起，身上裹着破烂的布条，像一群行尸走肉。他让人清点人数，当亲兵把“不足一万二千人”的数字报给他时，祖大寿只觉得浑身发冷，连牙齿都开始打颤——短短三个月，近两万人没了。有的饿死在自家的炕头上，有的冻死在守城的岗位上，有的在与后金的突袭中战死，还有的……成了别人口中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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