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了，立碑，”英国公望着那四座简陋的雪坟，声音沙哑，“碑上就写‘天贵军死士某某某’，回去我奏请陛下，让他们的家人世袭罔替。”
当夜，后金贝勒岳托率两千骑兵来攻红瓦堡。岳托原以为这支援军是京城里来的“银样镴枪头”，想一举吞掉，却没想到刚靠近堡寨，就被堡墙上的佛郎机炮轰得人仰马翻——新军的炮队虽新，却在关宁伍长的指导下，早已校准了炮位，炮弹落在骑兵阵中，炸开的雪沫混着血肉飞溅。
岳托急了，令骑兵分两队冲锋，想从堡寨两侧缺口突破。左侧缺口由徐文爵防守，他令士兵列三排横阵，第一排蹲跪填弹，第二排瞄准，第三排执刀盾补位——后金骑兵冲至五十步，燧发枪齐鸣，第一波就倒下百余人；冲至三十步，第二排枪响，又倒下一片；待骑兵冲到阵前，第三排刀盾手立刻上前，与骑兵短兵相接。徐文爵亲自挥刀，砍翻一个后金兵，却被另一个骑兵的马刀划到胳膊，鲜血瞬间染红了披风。
“世子爷！”李老栓大喊着冲过来，一刀劈飞那骑兵的脑袋，反手把徐文爵护在身后，“您往后退，这儿有我！”
“我不退！”徐文爵抹了把脸上的血，握紧刀，“伍长教过我，守国门，死也得站着死！”
右侧缺口的朱存枢也打得惨烈。后金骑兵趁雪雾冲进来十几个，眼看就要摸到炮队，朱存枢抓起一把燧发枪，没等填弹就抡着枪托砸过去，把一个骑兵的头盔砸得变形。关宁伍长王二柱带着刀盾手冲上来，与骑兵缠斗，王二柱的胳膊被马刀砍伤，却硬是咬着牙，一刀刺穿了骑兵的咽喉。
激战至天明，后金骑兵死伤六百余人，岳托见讨不到便宜，只得带着残兵撤退。红瓦堡的雪地里，到处是马匹和士兵的尸体，新军也伤亡了三百余人——但没有一个人后退，连那些原本娇生惯养的勋贵子弟，都提着染血的刀，站在雪地里大口喘气，眼里没了恐惧，只剩杀红了的狠劲。
李老栓帮徐文爵包扎伤口，看着他胳膊上的刀疤，咧嘴笑了：“世子爷，这疤好，是咱天贵军的勋章！”
徐文爵也笑，笑得牵动了伤口，却觉得心里滚烫：“伍长，以后我跟您学，好好杀后金，守好这山海关。”
英国公站在堡寨的断墙上，望着后金撤退的方向，提笔写奏疏。雪落在纸上，很快就化了，晕开墨痕：“崇祯六年腊月，天贵军抵红瓦堡，遇后金岳托部两千骑来犯，激战一昼夜，破敌六百，我军伤三百余，亡四十六人。勋贵子弟皆效死，关宁老兵善战，新式火器威烈，此军可当大用……”
奏疏送回京城时，崇祯正坐在文华殿里，手里攥着暖炉，听着窗外的风雪声。当听到天贵军初战告捷，他猛地站起来，把暖炉重重放在桌上：“好！好一个天贵军！朕没看错这些勋贵子弟，没看错英国公！”他令太监拟旨，给天贵军赏银万两，给阵亡士兵的家人封官，给徐文爵、朱存枢等人加官进爵。
而此时的红瓦堡，天贵军正在清理战场。徐文爵和朱存枢一起，给阵亡的士兵整理遗容，把他们的勋贵令牌放在怀里——这些令牌，有的刻着“魏国公府”，有的刻着“永康侯府”，如今却都沾了血，沾了雪。
李老栓带着关宁伍长们，教新军如何保养火器：“燧发枪的扳机要上油，不然冻住了就打不响；佛郎机炮的炮膛要擦干净，不然下次炸膛……”
雪还在下，落在天贵军的披风上，落在他们的甲胄上，落在红瓦堡的断壁残垣上。但没有人觉得冷——他们知道，身后就是山海关，就是大明的江山，就是京城里的父老乡亲。
英国公望着旗下的士兵，望着那些年轻的勋贵子弟和沉稳的关宁老兵，忽然觉得，这腊月的寒风，好像也没那么刺骨了。他拔出腰间的尚方剑，指向关外茫茫雪原：“天贵军，守国门，不退！”
“不退！不退！不退！”五千人的呐喊声，震得雪地里的积雪簌簌落下，震得远处的山峦都在回响——这声音，穿过山海关的城墙，穿过京城里的宫墙，传到了崇祯的耳中，也传到了每一个大明百姓的心里。
而关外的草原上，后金贝勒岳托望着红瓦堡的方向，脸色阴沉。他知道，大明的这支新军，不是“银样镴枪头”，而是真正的虎狼之师——天贵军的出现，让山海关的防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固。
崇祯六年的腊月，天贵军在红瓦堡站住了脚。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要面对的，是后金更猛烈的进攻，是腊月里更严酷的寒冬，是粮草短缺的困境，是思念家乡的煎熬——但他们不怕，因为他们是天贵军，是崇祯亲授的新军，是大明的国门守护者。
雪还在下，风还在刮，但天贵军的旗帜，却在红瓦堡的断墙上，猎猎作响，从未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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