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粟坡”那点稀稀拉拉的收获,以及冒着生命危险采回的草药,对于上百张嗷嗷待哺的嘴和日渐增多的伤员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希望的火苗刚刚燃起,就被残酷的现实泼上了一盆冰水。隐蔽点里的气氛,随着粮袋和药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瘪下去,而重新变得压抑、焦灼。
更雪上加霜的是,我们与外界、尤其是与上级团部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困难,直至彻底中断。
原本,魏书记手中有一部功率极小、依靠手摇发电的简易电台,是石匠铺与独立团主力保持联系的唯一命脉。虽然信号时好时坏,通报敌情、接收指示都靠它。但在最后一次转移途中,背负电台的战士在躲避鬼子巡逻队时,不慎摔下陡坡,人和电台都受了重创。战士挣扎着被抬回隐蔽点后不久就牺牲了,而那部宝贵的电台,也彻底成了一堆沉默的零件。
魏书记和老耿对着那堆残骸,沉默了许久。老耿蹲下身,小心翼翼地试图拼接那些散落的线圈和真空管,但他那双布满老茧、能稳稳操控任何枪械的手,面对这些精密的物事,却显得笨拙而无措。
“完了……”魏书记摘下眼镜,用力揉着眉心,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这下,我们真的成了瞎子和聋子了。”
电台的损坏,意味着我们无法再及时获取团部的指示,无法得知外部战局的变化,无法请求支援,甚至无法将我们这里的情况传递出去。我们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连同分散在各处的群众,仿佛一下子被抛弃在了这片被敌人重重围困的孤岛之中,成为了真正的“孤城”。
恐慌,像无声的瘟疫,在隐蔽点里悄然蔓延。虽然魏书记和老耿极力稳定人心,强调独立团绝不会忘记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联系,但失去通讯带来的孤立无援感,还是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一些村民开始窃窃私语,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茫然和恐惧。
“团部……还会派人来找我们吗?”一个原国民党部队的年轻士兵,私下里忍不住问刘老嘎。
刘老嘎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骂道:“屁话!周连长是那种丢下兄弟不管的人吗?都给老子把心放回肚子里!就算团部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咱自己就不能活了?这太行山还能饿死咱们这些大活人?”
话虽如此,但刘老嘎自己眼底深处,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失去了上级的指挥和支援,我们所有的决策和行动,都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判断和力量。每一步,都可能踏错,而错误的代价,将是无法承受的。
生存的压力,逼迫着我们做出更艰难、也更冒险的决定。
“不能坐以待毙。”老耿在骨干会议上,语气斩钉截铁,“粮食和药品是最大的问题。野粟坡那边指望不上了,我们必须想办法从鬼子手里抢,或者……寻找其他可能存在的、我们之前不知道的储备点。”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张铁锤:“张连长,你好好想想,除了野粟坡,你们以前在这一带活动,还有没有别的秘密据点,或者……知道附近哪个伪军据点或者鬼子小哨所的物资比较充裕,防御相对薄弱?”
张铁锤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脸上的疤痕在油灯光下微微抽动。他似乎在回忆,在权衡。最终,他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光芒:“有一个地方……‘黄崖洞’。那里以前是个道观,后来荒废了,地势极其险要,只有一条悬空栈道能上去。我们以前撤退时,在那里秘密存放过一批武器弹药和少量药品,是准备在最危急时刻动用的‘家底’。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有没有被鬼子发现。”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至于伪军据点……往北六十里,有个叫‘白马驿’的地方,是鬼子一个重要补给线上的中转站,驻守的主要是伪军一个连,鬼子只有一个小队监督。那里物资肯定多,但防守也严,硬打……我们这点人手,不够塞牙缝的。”
两个选择,一个渺茫,一个凶险。
“黄崖洞必须去!”魏书记立刻表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去确认!那是我们自己的储备,拿到手就是救命的东西!”
“白马驿……”老耿的手指在地图上那个标记上重重敲了敲,“风险太大,但……诱惑也大。如果能打下来,哪怕只是抢出一部分物资,也够我们撑很久。”
会议陷入了沉默。所有人都明白这两个选择背后的意义。去黄崖洞,是寻找希望,但可能空手而归;打白马驿,是虎口夺食,成功则缓解危机,失败则可能万劫不复。
“分头行动。”老耿最终做出了决定,声音沉稳,带着破釜沉舟的意味,“我带一队人去黄崖洞。张连长,你熟悉情况,跟我一起去。老马,你带几个人前出侦察白马驿,摸清他们的布防、换岗和物资运输规律,不要轻举妄动,等我们回来再决定。”
他看向我和刘老嘎:“大山,老嘎,你们留下,负责隐蔽点的警戒和安全。现在我们是瞎子了,耳朵和眼睛更要放亮些!绝不能让鬼子摸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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