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粟坡”那点稀稀拉拉的收获，以及冒着生命危险采回的草药，对于上百张嗷嗷待哺的嘴和日渐增多的伤员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希望的火苗刚刚燃起，就被残酷的现实泼上了一盆冰水。隐蔽点里的气氛，随着粮袋和药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瘪下去，而重新变得压抑、焦灼。
更雪上加霜的是，我们与外界、尤其是与上级团部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困难，直至彻底中断。
原本，魏书记手中有一部功率极小、依靠手摇发电的简易电台，是石匠铺与独立团主力保持联系的唯一命脉。虽然信号时好时坏，通报敌情、接收指示都靠它。但在最后一次转移途中，背负电台的战士在躲避鬼子巡逻队时，不慎摔下陡坡，人和电台都受了重创。战士挣扎着被抬回隐蔽点后不久就牺牲了，而那部宝贵的电台，也彻底成了一堆沉默的零件。
魏书记和老耿对着那堆残骸，沉默了许久。老耿蹲下身，小心翼翼地试图拼接那些散落的线圈和真空管，但他那双布满老茧、能稳稳操控任何枪械的手，面对这些精密的物事，却显得笨拙而无措。
“完了……”魏书记摘下眼镜，用力揉着眉心，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这下，我们真的成了瞎子和聋子了。”
电台的损坏，意味着我们无法再及时获取团部的指示，无法得知外部战局的变化，无法请求支援，甚至无法将我们这里的情况传递出去。我们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连同分散在各处的群众，仿佛一下子被抛弃在了这片被敌人重重围困的孤岛之中，成为了真正的“孤城”。
恐慌，像无声的瘟疫，在隐蔽点里悄然蔓延。虽然魏书记和老耿极力稳定人心，强调独立团绝不会忘记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联系，但失去通讯带来的孤立无援感，还是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一些村民开始窃窃私语，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茫然和恐惧。
“团部……还会派人来找我们吗？”一个原国民党部队的年轻士兵，私下里忍不住问刘老嘎。
刘老嘎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骂道：“屁话！周连长是那种丢下兄弟不管的人吗？都给老子把心放回肚子里！就算团部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咱自己就不能活了？这太行山还能饿死咱们这些大活人？”
话虽如此，但刘老嘎自己眼底深处，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失去了上级的指挥和支援，我们所有的决策和行动，都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判断和力量。每一步，都可能踏错，而错误的代价，将是无法承受的。
生存的压力，逼迫着我们做出更艰难、也更冒险的决定。
“不能坐以待毙。”老耿在骨干会议上，语气斩钉截铁，“粮食和药品是最大的问题。野粟坡那边指望不上了，我们必须想办法从鬼子手里抢，或者……寻找其他可能存在的、我们之前不知道的储备点。”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张铁锤：“张连长，你好好想想，除了野粟坡，你们以前在这一带活动，还有没有别的秘密据点，或者……知道附近哪个伪军据点或者鬼子小哨所的物资比较充裕，防御相对薄弱？”
张铁锤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脸上的疤痕在油灯光下微微抽动。他似乎在回忆，在权衡。最终，他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光芒：“有一个地方……‘黄崖洞’。那里以前是个道观，后来荒废了，地势极其险要，只有一条悬空栈道能上去。我们以前撤退时，在那里秘密存放过一批武器弹药和少量药品，是准备在最危急时刻动用的‘家底’。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有没有被鬼子发现。”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至于伪军据点……往北六十里，有个叫‘白马驿’的地方，是鬼子一个重要补给线上的中转站，驻守的主要是伪军一个连，鬼子只有一个小队监督。那里物资肯定多，但防守也严，硬打……我们这点人手，不够塞牙缝的。”
两个选择，一个渺茫，一个凶险。
“黄崖洞必须去！”魏书记立刻表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去确认！那是我们自己的储备，拿到手就是救命的东西！”
“白马驿……”老耿的手指在地图上那个标记上重重敲了敲，“风险太大，但……诱惑也大。如果能打下来，哪怕只是抢出一部分物资，也够我们撑很久。”
会议陷入了沉默。所有人都明白这两个选择背后的意义。去黄崖洞，是寻找希望，但可能空手而归；打白马驿，是虎口夺食，成功则缓解危机，失败则可能万劫不复。
“分头行动。”老耿最终做出了决定，声音沉稳，带着破釜沉舟的意味，“我带一队人去黄崖洞。张连长，你熟悉情况，跟我一起去。老马，你带几个人前出侦察白马驿，摸清他们的布防、换岗和物资运输规律，不要轻举妄动，等我们回来再决定。”
他看向我和刘老嘎：“大山，老嘎，你们留下，负责隐蔽点的警戒和安全。现在我们是瞎子了，耳朵和眼睛更要放亮些！绝不能让鬼子摸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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