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垭搏杀带回来的粮食和被服，如同久旱甘霖，让濒临崩溃的石匠铺，终于获得了一丝宝贵的喘息之机。那黄澄澄的大米、白花花的面粉，以及厚实粗糙却无比温暖的军用毛毯和棉大衣，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补充，更是精神上的强心剂。窝棚区上空弥漫的绝望气息，被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和重新燃起的希望所取代。
魏书记亲自掌管物资分配，制定了极其严格的配给制度。粮食被秘密藏进更隐蔽的雪窝岩洞，每天按人头定量发放，确保每个人都能吃到一口热乎的、实实在在的粮食。棉大衣和毛毯优先配发给伤员、老人和孩子，剩下的则由站岗放哨的民兵和身体虚弱者轮流使用。
当第一锅掺和着大米和碎菜叶（来自秘密田抢救出的、冻得半死不活的菜根）的稠粥在窝棚区里飘起香气时，许多人捧着破旧的碗，眼眶都湿润了。他们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吃到这样“丰盛”的食物是什么时候了。那口滚烫的、带着粮食本身甘甜的粥水滑过喉咙，暖意不仅驱散了身体的寒冷，更仿佛熨帖了千疮百孔的心灵。
何秀芹的脸上也难得地有了一丝血色。有了相对充足的食物和御寒衣物，伤员们的状况稳定了许多，至少暂时摆脱了冻饿而死的直接威胁。她将那点珍贵的磺胺粉用得更加谨慎，同时带领妇女们，用新缴获的、相对干净的布条重新为伤员们清洗、包扎伤口。窝棚里那股混合着脓血和绝望的气味，似乎也淡了一些。
民兵队的士气明显提振。穿上虽然不合身但足够暖和的棉大衣，握着擦得锃亮的步枪，站在哨位上的身影，似乎也挺拔了许多。赵虎的肩膀伤势在营养跟上来后，愈合速度加快，他已经可以参与一些轻度的训练和指挥工作。王栓柱依旧沉默，但他的枪法和沉稳，在民兵中的威信越来越高。
我肩上的压力并未减轻，但心态却悄然发生了变化。风雪垭的成功，不仅仅是一次物资的补充，更是一次对我指挥能力的初步认可。我开始更加自信地部署防务，调整训练计划，甚至尝试着组织小规模的雪地侦察，主动向外延伸我们的“触角”，不再仅仅被动地固守这片焦土。
然而，就在这看似一切向好，石匠铺如同冻土下的草根般顽强复苏的时候，一丝不易察觉的裂痕，却在悄然滋生。
裂痕的来源，是二蛋。
这个曾经懵懂、经历了残酷战争催熟的少年，在风雪垭行动后，变得愈发沉默和……固执。他不再满足于帮忙照顾伤员、清理积雪这些“后勤”工作，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到我，眼神灼灼，语气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坚决：
“哥，下次行动，带我一起去！我能打枪！我跑得快！我不会拖后腿！”
起初，我只当他是少年人的血气方刚，每次都用他身体尚未完全恢复、需要更多训练之类的话搪塞过去。但渐渐地，我发现他的眼神里，除了渴望，还多了一些别的东西——一种被压抑的愤怒，一种急于证明自己的焦躁。
我后来才从何秀芹那里得知，在张铁锤牺牲后，二蛋曾偷偷跑到他的坟前，跪了许久，回来后就把自己那支保养得很好的、从鬼子手里缴获的三八式马步枪擦了又擦。何秀芹说，他夜里有时会做噩梦，惊醒后便抱着枪发呆。
我知道，刘老嘎的牺牲，张铁锤的阵亡，尤其是张铁锤推开我而自己中弹的那一幕，像一根根毒刺，深深扎进了这个少年的心里。他将这些牺牲部分归咎于自己的“无能”和“被保护”，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和想要“复仇”、“弥补”的冲动，在他心中疯狂滋长。
这天傍晚，训练结束后，二蛋又一次拦住了我。雪后的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脸颊因为寒冷和激动而泛着不正常的红晕。
“哥，我不是小孩子了！”他仰着头，声音有些发颤，却异常执拗，“老嘎叔走了，张连长也走了……他们都是好样的！可我呢？我只能躲在后面！我也想像你们一样，拿起枪，打鬼子！给老嘎叔、给张连长报仇！”
他看着我的眼睛，里面燃烧着两簇让我感到陌生的火焰：“下次，不管什么行动，你必须带我去！不然……不然我就自己出去找鬼子！”
我的心猛地一沉。他的话语里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决绝，这让我感到害怕。我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战争的残酷已经扭曲了他这个年纪本该有的心性。
“二蛋，”我按住他的肩膀，试图让他冷静下来，“打仗不是儿戏！报仇也不是靠一股蛮劲！你需要学的还很多……”
“学？还要学到什么时候？”二蛋猛地甩开我的手，声音提高了八度，引得不远处几个正在收拾器械的民兵都看了过来，“等鬼子打上门来再学吗？等你们都……都像张连长那样……我再去学吗？！”
他的眼眶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肯落下。
我看着他那张混合着稚气和偏执的脸，心中五味杂陈。我理解他的心情，当年李老蔫牺牲时，我何尝不是被仇恨和愤怒吞噬？但正是老耿的引导和一次次血的教训，才让我明白，复仇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和过硬的本事，而不是盲目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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