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垭搏杀带回来的粮食和被服,如同久旱甘霖,让濒临崩溃的石匠铺,终于获得了一丝宝贵的喘息之机。那黄澄澄的大米、白花花的面粉,以及厚实粗糙却无比温暖的军用毛毯和棉大衣,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补充,更是精神上的强心剂。窝棚区上空弥漫的绝望气息,被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和重新燃起的希望所取代。
魏书记亲自掌管物资分配,制定了极其严格的配给制度。粮食被秘密藏进更隐蔽的雪窝岩洞,每天按人头定量发放,确保每个人都能吃到一口热乎的、实实在在的粮食。棉大衣和毛毯优先配发给伤员、老人和孩子,剩下的则由站岗放哨的民兵和身体虚弱者轮流使用。
当第一锅掺和着大米和碎菜叶(来自秘密田抢救出的、冻得半死不活的菜根)的稠粥在窝棚区里飘起香气时,许多人捧着破旧的碗,眼眶都湿润了。他们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吃到这样“丰盛”的食物是什么时候了。那口滚烫的、带着粮食本身甘甜的粥水滑过喉咙,暖意不仅驱散了身体的寒冷,更仿佛熨帖了千疮百孔的心灵。
何秀芹的脸上也难得地有了一丝血色。有了相对充足的食物和御寒衣物,伤员们的状况稳定了许多,至少暂时摆脱了冻饿而死的直接威胁。她将那点珍贵的磺胺粉用得更加谨慎,同时带领妇女们,用新缴获的、相对干净的布条重新为伤员们清洗、包扎伤口。窝棚里那股混合着脓血和绝望的气味,似乎也淡了一些。
民兵队的士气明显提振。穿上虽然不合身但足够暖和的棉大衣,握着擦得锃亮的步枪,站在哨位上的身影,似乎也挺拔了许多。赵虎的肩膀伤势在营养跟上来后,愈合速度加快,他已经可以参与一些轻度的训练和指挥工作。王栓柱依旧沉默,但他的枪法和沉稳,在民兵中的威信越来越高。
我肩上的压力并未减轻,但心态却悄然发生了变化。风雪垭的成功,不仅仅是一次物资的补充,更是一次对我指挥能力的初步认可。我开始更加自信地部署防务,调整训练计划,甚至尝试着组织小规模的雪地侦察,主动向外延伸我们的“触角”,不再仅仅被动地固守这片焦土。
然而,就在这看似一切向好,石匠铺如同冻土下的草根般顽强复苏的时候,一丝不易察觉的裂痕,却在悄然滋生。
裂痕的来源,是二蛋。
这个曾经懵懂、经历了残酷战争催熟的少年,在风雪垭行动后,变得愈发沉默和……固执。他不再满足于帮忙照顾伤员、清理积雪这些“后勤”工作,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到我,眼神灼灼,语气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坚决:
“哥,下次行动,带我一起去!我能打枪!我跑得快!我不会拖后腿!”
起初,我只当他是少年人的血气方刚,每次都用他身体尚未完全恢复、需要更多训练之类的话搪塞过去。但渐渐地,我发现他的眼神里,除了渴望,还多了一些别的东西——一种被压抑的愤怒,一种急于证明自己的焦躁。
我后来才从何秀芹那里得知,在张铁锤牺牲后,二蛋曾偷偷跑到他的坟前,跪了许久,回来后就把自己那支保养得很好的、从鬼子手里缴获的三八式马步枪擦了又擦。何秀芹说,他夜里有时会做噩梦,惊醒后便抱着枪发呆。
我知道,刘老嘎的牺牲,张铁锤的阵亡,尤其是张铁锤推开我而自己中弹的那一幕,像一根根毒刺,深深扎进了这个少年的心里。他将这些牺牲部分归咎于自己的“无能”和“被保护”,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和想要“复仇”、“弥补”的冲动,在他心中疯狂滋长。
这天傍晚,训练结束后,二蛋又一次拦住了我。雪后的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脸颊因为寒冷和激动而泛着不正常的红晕。
“哥,我不是小孩子了!”他仰着头,声音有些发颤,却异常执拗,“老嘎叔走了,张连长也走了……他们都是好样的!可我呢?我只能躲在后面!我也想像你们一样,拿起枪,打鬼子!给老嘎叔、给张连长报仇!”
他看着我的眼睛,里面燃烧着两簇让我感到陌生的火焰:“下次,不管什么行动,你必须带我去!不然……不然我就自己出去找鬼子!”
我的心猛地一沉。他的话语里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决绝,这让我感到害怕。我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战争的残酷已经扭曲了他这个年纪本该有的心性。
“二蛋,”我按住他的肩膀,试图让他冷静下来,“打仗不是儿戏!报仇也不是靠一股蛮劲!你需要学的还很多……”
“学?还要学到什么时候?”二蛋猛地甩开我的手,声音提高了八度,引得不远处几个正在收拾器械的民兵都看了过来,“等鬼子打上门来再学吗?等你们都……都像张连长那样……我再去学吗?!”
他的眼眶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肯落下。
我看着他那张混合着稚气和偏执的脸,心中五味杂陈。我理解他的心情,当年李老蔫牺牲时,我何尝不是被仇恨和愤怒吞噬?但正是老耿的引导和一次次血的教训,才让我明白,复仇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和过硬的本事,而不是盲目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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