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北风卷着碎雪沫子，把磨坊的窗户拍得砰砰响。窗户上钉了三层塑料布，却拦不住钻缝的冷风，吹得竹帘上的豆腐块微微发颤——那些新压好的豆腐块排成整齐的方阵，正借着低温慢慢脱水，泛着温润的白。
陆劲洲从县里赶回来时，肩头落了层薄雪，手里却紧紧攥着个小木盒。打开的瞬间，两支细长的玻璃温度计露了出来，管里的红色酒精像凝固的火苗——这是托农机站的老陈从县医院匀来的，不仅花了工业券，还多补了五块钱才换到。
“挂这儿，得离烟道远点，又得能看清度数。”福山爷爷指挥大牛在熏棚里钉了个矮木架，温度计挂上去，红色液柱稳稳停在五度，正是棚里的室温。
“熏的时候得慢慢升温，急了不行。”老爷子磕了磕烟杆，烟锅里的火星亮了亮，“我琢磨了个法子，在熏棚外头砌个小灶，让烟道从棚里绕一圈，既敢加热，又不耽误走熏烟，一举两得。”
这主意一出口，陆劲洲当即喊上铁柱、大牛去搬砖。砖是队里盖仓库剩下的，边角虽有些残缺，砌个小土灶却够用。几人手脚麻利，半天工夫，熏棚外就立起了个半人高的土灶，烟道用旧铁皮管接好，弯弯曲曲伸进棚里，像条深色的蛇。
试火那天，生产小组的人全来了。松针混着柏叶点燃，青烟裹着松木香顺着烟道钻进熏棚，温度计的红柱慢悠悠往上爬：十度，十五度，二十度……最后稳稳停在三十八度，刚好卡在四十度的要求范围里。
“成了！这下温度准了！”李婶忍不住拍手，眼里满是欢喜。
福山爷爷却没松口气，指尖敲了敲温度计外壳：“还得看能不能稳住。今晚我跟劲洲、铁柱轮班守着，烧一夜试试。”
那夜的风比白天更烈，熏棚外的土灶却始终燃着小火。陆劲洲和铁柱每隔一小时就去看一次温度，红柱始终在三十五到四十度之间浮动，没出过岔子。第二天清晨开棚时，豆腐块已经熏成了均匀的琥珀色，比之前手工熏制的颜色更亮，松木香也更浓。
“这回才算真的达标了。”福山爷爷摸了块豆腐干，指尖蹭到细腻的纹理，终于满意地点了头。
编织技术交流班的方案，苏念棠已经改了三稿。每一稿她都先拿给陆劲洲看，他总能一眼挑出实际问题：“上午讲四个小时太长，社员坐不住，最多三小时。”“别讲太多理论，先教怎么编实用的物件，大家才愿意学。”
苏念棠把建议都记在本子上，重新调整方案。最后定下来的内容格外实在：五天课程，每天上午三小时讲课，下午留足时间实践；内容分四块，从基础编织技法，到怎么设计新样式，再到质量怎么把关，最后请老王来讲市场需要什么、怎么卖得好。
她把方案送到公社时，徐书记翻了两页就笑了：“这个方案务实，没虚头巴脑的东西，可行。时间就定在腊月初八到十二，那时候农闲，各公社都能派人来。”
“那地点呢？”苏念棠追问。
“就放你们红星大队。”徐书记放下方案，语气笃定，“你们有经验，场地也现成。公社发通知，每个公社来三个人，食宿让他们自己解决，你们只管提供场地就行。”
这话让苏念棠心里一紧——二十多人的食宿，在1975年的农村可不是小事。她回去跟大家一说，李婶先拍了胸脯：“住的地方我来张罗！谁家有空炕，腾一铺出来，凑凑肯定够。”
“吃饭也简单。”王大娘接话，“各家匀点粮食，咱们在队部厨房做大锅饭，白菜豆腐粉条管够，贴饼子也管饱，饿不着人。”
会计老周拿着算盘算了笔账：按每人每天一斤粮、两毛菜金算，五天下来得一百二十斤粮食、二十四块钱。好在公社答应补贴一半，剩下的从大队副业经费里出。
“等豆腐干跟食品厂签了合同，”陆劲洲看着账本，语气平静却有力量，“这点钱就不算啥了。”
所有人都明白，这次考察不只关乎豆腐干，更牵着红星大队集体副业的未来。
考察前一天，食品厂的电话打到了大队部。是技术员小刘打来的，说考察组共三人：他，生产科的张科长，还有质量科的赵师傅。明天上午九点到，先看生产环境，再尝产品，最后聊合作细节。
消息一传开，红星大队像被撒了把酵母，瞬间动了起来。磨坊里里外外扫了三遍，连墙角的蛛网都清得干干净净；豆腐干生产的工具——从选豆的簸箕到包装的干荷叶，都按顺序摆好；风车那边，陆劲洲带着铁柱逐个检查螺栓，给转动部位上了新的机油，连磨盘缝里的豆渣都抠得干干净净。
苏念棠在卫生所准备样品，挑了三种最拿得出手的豆腐干：原味烟熏的，加了橘皮粉提香的，还有种试验性的五香口味。每种都切成长条，码在白瓷盘里，旁边摆着干净的竹签，连盘子都用开水烫了三遍。
“还得准备点热乎的。”李婶路过卫生所，探头进来提醒，“大冷天的，人家大老远来，喝口热的才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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