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的清早，红星大队的空气里飘着炊烟与炸油果的香气，家家户户忙着扫尘备年，磨坊却照常敞开大门——食品厂的订单不等人，五百斤只是开端，年后还有第二批要赶。
李婶站在磨坊门口，手里攥着个新账本，声音清亮：“今天是小年最后一天上工，咱们把账结了、工分记清，好让大家揣着钱安心过年。”
九个人围着老周站成一圈，听他念账：“李秀英，总工分八十五个；王秀兰，七十六个；张春草，八十七个……”念到名字的人上前按手印，红色印泥在泛黄的纸页上落下指痕，像一朵朵绽在寒冬里的小梅花。
工分折算成现钱，每人能分到五六块。钱不算多，攥在手里却沉甸甸的。王秀兰捏着几张毛票，眼眶微微发红：“我嫁过来三年，这还是头回自己挣着钱……”
“往后每月都有。”李婶拍了拍她的手背，语气笃定，“只要咱们把豆腐干的质量守好，收入错不了。”
结完账，众人却没散。王大娘从怀里掏出个蓝布小包，笑着展开：“趁着年关，我琢磨了个新样式——八角收纳盒，过年装瓜子花生好看又喜庆。”布包里躺着个精巧的八角小盒，盖子上还编着个歪歪扭扭的“福”字，透着股憨实的巧劲。
“这个好！”春草眼睛一亮，“供销社见了肯定要！”
“不止供销社。”苏念棠从卫生所赶来，手里捏着张纸条，“食品厂张科长捎信来，说对咱们的编织筐很满意。年后要订两百个，尺寸规格都写在这上面了。”
纸上是张科长的亲笔字：双层收纳筐，直径一尺、高一尺二，上层隔板需可活动，每个筐都要编上“红星”字样和编号。
“还要编号？”李婶凑过去看，有些新奇。
“对，从001编到200。”苏念棠解释，“这是正规化生产的要求，既方便厂里管理，也能显咱们的规矩。”
大家传着看那张纸条，脸上又兴奋又带了点压力。“正规化”这个词，在1975年的农村还很新鲜，可没人觉得虚——能让国营厂这么上心，就说明这条路走对了。
“年后初八开工。”苏念棠定下日子，“初六咱们先开个会，把编织的标准定细，分工也安排好。”
正说着，远处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铁柱从车上跳下来，手里拎着个大麻袋，一路跑过来：“嫂子！陆哥从厂里捎回来的年货！”
麻袋里是食品厂发的技术员福利：五斤挂面、两包白糖，还有一瓶玻璃瓶装的酱油——都是过年才舍得买的稀罕物。陆劲洲在信里说，厂里给技术员发了双份，他留了一半在厂里应急，另一半全捎了回来。
“劲洲啥时候回来？”李婶问。
“信上说腊月三十下午到。”苏念棠把东西收进屋里，“厂里的活今天就收尾了。”
众人听了都高兴。铁柱搓着手笑：“那明天咱们把风车也拾掇拾掇，贴上春联，等陆哥回来看看咱的‘老伙计’！”
午后的阳光暖融融的，苏念棠在家扫尘。这是过年的老规矩，要把屋里屋外的灰都扫干净，好迎新年。她系着蓝布围裙，用旧头巾包了头，举着绑了长杆的扫帚扫房梁上的蛛网。灰尘簌簌落下，在阳光里飘成细雪，呛得她轻轻咳嗽，却笑得眉眼弯弯。
扫完尘，她搬来梯子贴春联。春联是请老周写的，红纸黑字透着精气神：“风车转出丰收景，豆腐熏香幸福年”，横批是“勤俭持家”。浆糊刷在门框上，春联对齐贴好，红底黑字一衬，年味顿时就浓了。
苏念棠站在门口端详，阳光落在红纸上，映得她脸颊也红彤彤的。远处，磨坊的风车慢悠悠转着，叶片上落了层薄霜；晒谷场上，孩子们追着跑着放小鞭，笑声能传半条街；隔壁厨房传来“滋滋”的炸响，是炸丸子的香味飘了过来。
这就是1975年的年关，朴素，热闹，像炉子里烧得正旺的炭火，透着实实在在的希望。
傍晚，苏念棠开始备年夜饭。陆劲洲明天才回，但有些菜得提前准备。她从地窖里取出白菜、萝卜，还有一小块用麻绳拴着的腊肉——是秋天自家腌的，油光锃亮，一直舍不得吃。
腊肉切片，和白菜一起炖在铁锅里；萝卜擦成丝，用盐腌上，明天拌香油吃；玉米面掺了点白面，揉成面团醒着，准备蒸馍。这些在几十年后寻常的食材，在这个年代，已是能拿出手的丰盛年夜饭。
正揉着面，院门口传来脚步声。春草端着个粗瓷碗走进来，笑着喊：“念棠姐，我娘炸的油果，给你送点尝尝！”
碗里的油果是面片拧成花状炸的，金黄油亮，表面撒着白糖粒，看着就甜。苏念棠接过碗，转身从坛子里舀了一小包新熏的豆腐干：“拿着回去，让大娘也尝尝咱们的手艺。”
“哎！”春草欢欢喜喜地走了。
没一会儿，李婶来了，送来一小碗炸丸子；王大娘揣着几个枣馍进门，说让苏念棠就着粥吃；连福山爷爷都让孙子跑了趟腿，送来一小壶自酿的米酒，说“过年得喝点暖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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