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与月光，在802室封死的窗外无声轮替，失去了色彩，只剩下明暗的刻度。张倩的生命，也在这刻度间，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凋零的终点。她的身体成了溃败的战场，肩头那个永不愈合的创口是顽固的敌方据点，持续释放着败血症的毒素，侵蚀着她最后的气力。高热与寒战交替，将她抛入冰火交织的炼狱，清醒的时刻越来越少，意识像浸了水的棉絮，沉重而粘腻。
然而，在这加速的崩解中，她却展现出一种近乎诡异的“功能性”坚持。
每天早晚两次，强忍着眩晕和剧痛，用滚烫的额头去贴触婴儿的额头，感知那微弱的温度变化；颤抖着、几乎是凭感觉去估算奶瓶里剩余的刻度；在意识模糊的边缘，努力分辨排泄物那令人作呕的颜色和性状。然后，用那只因虚弱和颤抖而难以握紧的铅笔，在粗糙的纸片上划下歪歪扭扭、时常重叠或断裂的字符和符号。
这些“报告”，内容日渐苍白、重复，甚至开始出现明显的错漏和臆想（有时会将婴儿的体温记录得离谱，或者描述出根本不存在的伤口颜色）。但流程本身，她还在坚持。这已经与信息价值无关，更像是一种被植入骨髓的条件反射，一种在混沌中维持最后一点“秩序感”的、病态的执着。
林墨和苏沐晴从这些日益失真的报告中，清晰地读取着她生命流逝的信号。同时，他们开始了对地下信息的“开采”。询问在夜间进行，通过扬声器，林墨的声音冰冷、清晰，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不容喘息，更不容回避。
关于入口的确切位置和开启方法。关于赵虎最后一次下去的日期、人员名单、携带的具体装备（型号、数量）。关于他们遇到的“麻烦”——是塌方？是奇怪的声音？还是别的什么？每个人当时的反应、对话的只言片语。关于赵虎对“下面东西”的描述，哪怕是最荒诞的形容词。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钝刀，在张倩破碎的记忆和濒临崩溃的神经上反复刮擦。她必须集中残存的神智，在那些沾满血腥和恐惧的记忆碎片中翻找、拼凑。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她精神的一次次凌迟。
她开始出现更严重的谩妄。有时，会将赵虎和林墨的形象混淆，对着摄像头语无伦次地咒骂或哀求；有时，又会突然陷入对过往奢华生活的碎片化追忆，喃喃自语着某个牌子的香水或某家餐厅的菜名，与现实彻底脱节。
然而，一旦林墨那冰冷的追问声响起，她又会像被电击般猛地一颤，强迫自己回到那可怖的“工作”状态，断断续续、颠三倒四地挤出一些可能有用、也可能纯属虚构的信息。她不再试图讨价还价，不再流露任何情绪，只是机械地回应，如同坏掉的留声机，艰难地转动，发出扭曲失真的音调。
尊严，早已是奢侈品。但在这一刻，连“人”的基本形态都在她身上迅速溶解。她不再是那个精于算计、虚荣自私的张倩，甚至不再是那个为了孩子苦苦挣扎的母亲。她退化成了一个纯粹的功能体，一个在指令驱动下、艰难输出残存记忆信号的、濒临报废的生物仪器。
她的身体散发出越来越浓重的、属于死亡和腐烂的气息。婴儿似乎也本能地感受到了母体的异常，哭闹减少，更多时候是昏睡，小小的身体贴在张倩逐渐冰冷的胸口，汲取着最后一点微弱的温暖。
监控画面前，林墨和苏沐晴记录着所有信息，无论真假。他们将她混乱的描述与大楼结构图、已知的赵虎团伙信息进行交叉比对，试图筛选出可能有效的线索。同时，他们也冷静地评估着张倩的“剩余使用寿命”。
“记忆输出效率下降百分之四十，错误率上升至六成。”林墨在一份评估记录上标注，“生理指标持续恶化，预计完全丧失有效沟通能力的时间窗口，在三到五天内。”
苏沐晴看着屏幕上那个形销骨立、眼神涣散、却还在对着空气喃喃“报告”体温数字的女人，沉默了片刻。
“工具即将报废。”她最终说道，声音平静，“在彻底报废前，榨取最后一点价值。然后……按预案处理。”
这里的“处理”，冰冷而明确。802室不会永远存在。当张倩失去最后一点利用价值（无论是信息提供还是作为控制婴儿的砝码），当她的存在本身成为纯粹的负担和风险源时，她和婴儿的命运，将根据“经济学”原则被重新计算。
而此刻，张倩正以最彻底的方式，丧失着作为“人”的一切——健康、理智、记忆、情感，乃至最后一点残存的自尊。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信息载体”和“生物反应堆”，燃烧着最后一点生命力，为楼上的观察者提供着数据，也为怀中的婴儿，维系着一段注定短暂的、由他人掌控的“生路”。
这或许是她此生做过的最“有用”也最“悲哀”的一件事。尊严的彻底丧失，换来的不是救赎，只是一个被精确计算过的、短暂的缓刑。而她甚至没有力气去思考这其中的荒谬与残酷，只是在指令和本能的驱动下，艰难地完成着每日的“报告”，等待着那不知何时会降临的、最终的“处理”。
夜还很长。802室的灯光（那个太阳能小灯）微弱地亮着，照亮着床上那一大一小两个依偎的、正在滑向黑暗的身影。楼上的监控屏幕，则记录着这一切，冰冷，精确，不带一丝波澜。尊严的丧钟，早已敲响，余音在这密闭的囚笼里，无人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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