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事件的审判并未如预期那样带来结案后的平静，反而像一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头，涟漪不断扩大，最终撕裂了穹顶内部本已脆弱的共识。
审判在小林被捕后第三天公开进行。按照穹顶新建立的司法程序，由随机选出的七人陪审团听取证据，社区全体成年成员旁听，最终由陪审团裁决。
小林在审判中表现得出奇平静，甚至有一种殉道者的坦然。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理念：人类文明面临的是宇宙尺度的生存危机，传统道德在这种危机面前是奢侈品。
“当房子着火时，”他在最终陈述中说，“你不会先辩论应该先救谁、怎么救才公平。你会尽一切可能救人，哪怕这意味着打破窗户、推倒墙壁。熵之使徒就是那场大火，而你们还在讨论救火的伦理学。”
他的辩护并非没有说服力。陪审团中至少两人明显被他的逻辑打动。更令人不安的是，旁听的社区成员中，相当一部分人私下表示“理解”甚至“赞同”小林的做法。
“他说得对，”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在审判后小声对同伴说，“如果一切都完了，道德还有什么意义？我只想让我的孩子们活下去。”
这种情绪在社区中悄悄蔓延。小林虽然被裁定有罪——违反信任、非法监控、企图强制他人——但量刑成为了新的争议焦点。有人主张宽大处理，认为他的动机是善意的；有人要求严惩，认为信任的破坏不可原谅。
最终，陪审团以四比三的微弱多数，判处小林“限制性社区服务”而不是监禁：他将被允许继续研究，但所有工作必须在监督下进行，不得接触敏感信息，且必须接受定期的心理和伦理评估。
这个判决未能平息争议，反而加剧了分裂。强硬派认为判决太轻，是对背叛的纵容；温和派则认为这是合理的平衡；而少数支持小林的人则私下抱怨“理想主义者不顾现实”。
更麻烦的是，这次事件暴露了穹顶内部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些分歧之前被共同的外部威胁所掩盖：
生存主义者认为，面对熵之使徒这样的存在性威胁，一切规则都可以暂时搁置，生存是第一道德。他们不一定赞同小林的具体做法，但认同他的核心逻辑。
原则主义者坚持，即使面临灭绝，人类也不应放弃道德底线。他们认为，如果为了生存而失去人性，那生存本身也失去了意义。
实用主义者在两者之间摇摆，试图寻找平衡，但常常陷入矛盾。
这些分歧在接下来几天的战略会议上爆发了。距离熵之使徒到达还有四天，最后的应对方案必须确定，但三个派别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案：
生存主义者主张启动“文明避难所计划”的某种版本：选择一部分精英进入地下休眠设施，等待威胁过去。他们认为与熵之使徒正面对抗成功率太低，这是明智的保险措施。
原则主义者坚决反对任何“选择谁生存谁牺牲”的计划，认为那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他们主张全力推进地球对话，与地球共鸣，寻找“第三条路”——即使那意味着所有人都面临风险。
实用主义者提议折中：同时准备避难所和地球对话，让人们自愿选择加入哪个计划。但这带来了新的问题：资源如何分配？如果大多数人选择避难所，地球对话计划可能因缺乏参与者而失败；反之亦然。
争论激烈到几乎演变成冲突。在一次会议上，生存主义派的代表——一位名叫张强的工程师——直接质问林墨：
“你坚持道德原则，但如果因为你的坚持，所有人都死了，那些原则还有什么价值？墓碑上刻着‘他们死得很道德’？”
原则主义派的苏沐晴回应：“如果为了活命我们变成了自己曾经反对的那种人——为了‘更大利益’牺牲他人、剥夺选择权——那么活下来的是谁？还是我们吗？还是只是披着我们皮囊的怪物？”
会议不欢而散。分歧没有解决，反而加深了。
更糟的是，这种分裂开始影响实际操作。在准备应对熵之使徒的物资和设备时，不同派系的人开始暗中争夺资源。生存主义者试图多分配资源给避难所建设；原则主义者试图加强地球倾听站网络；实用主义者则两边讨好，结果两边都不满意。
小雨试图弥合分歧。她在一次社区集会上说：“档案馆的记录显示，面对熵之使徒，成功幸存下来的文明都有共同特点：不是完美的计划，不是统一的意志，而是...适应性。它们能够在危机中调整、学习、改变。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选择一条‘正确’道路，而是保持灵活性，能够根据情况变化策略。”
但这个信息被不同派别解读不同：生存主义者认为这意味着要有“B计划”（避难所）；原则主义者认为这意味着要坚持核心价值但调整方法；实用主义者认为这证明了他们的中间立场正确。
裂隙不仅在人类内部扩大，人类与地球的连接也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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