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旺是被窗外的锣鼓声吵醒的，昨天晚上，金六走的很迟，两人都知道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见面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所以两个人一直在那抽烟打屁吹牛，越聊越起劲。
他翻了个身，后脑勺磕在硬邦邦的木板床沿上，疼得龇了龇牙。窗外的声音更清楚了——是胡同里的孩子们，举着自制的小红旗，扯着嗓子喊“国庆万岁”。
胡同里的喇叭正播着《义勇军进行曲》，旋律高亢嘹亮，裹着初秋的风，钻过窗缝，溜进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厢房里。
杨金旺揉了揉眼睛，坐起身来。
屋里没开灯，晨光从糊着旧报纸的窗户透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墙上贴着一张去年的国庆宣传画，画着工人农民举着镰刀锤头，背景是天安门城楼，边角已经卷了边。
换在往常，这日子口，他早该揣着几分钱，跑到前门大街看热闹去了。可今天不行。
值班表是昨天上午贴在科室门口的，白纸黑字，他的名字排在头一个。大家都说总务局的英雄要起表率作用，但杨金旺真到了这天心里还是沉甸甸的。
这可是国庆啊。
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是陈姨在扫院子。扫帚划过青砖地，沙沙的响，夹杂着妹妹杨涵清脆的笑声。杨金旺竖起耳朵听着，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
“金旺，起来没？” 陈雪的声音隔着门帘传进来，“早饭熬了粥，还有两个馒头，你爹特意给你留了个糖三角。”
杨金旺应了一声，慢吞吞地穿衣服。
推开房门，院子里的景象让他心里头咯噔一下。
爹杨刚穿着那件过年才舍得穿的藏青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正弯腰给杨涵系鞋带。小杨涵穿着小花袄，梳着两个羊角辫，手里攥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陈雪站在一旁，手里拎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包里鼓鼓囊囊的，想来是装了干粮和水壶。
“爹，陈姨，涵涵。” 杨金旺喊了一声，声音有点闷。
杨刚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眉头皱了皱：“咋才起来？不是说值班要早点去？” 他的声音粗声粗气的。
“知道了。” 杨金旺低下头，走到水缸边，舀了一瓢凉水，胡乱洗了把脸。凉水激得他一激灵，脑子清醒了不少。
陈雪走过来，把一个油纸包塞到他手里：“快吃吧，糖三角还是热的。你爹说，今天公园人多，让我们早点去，占个好位置看游行。” 她的笑容很温和，眼角弯着，可杨金旺却觉得那笑容里，藏着他融不进去的热闹。
杨金旺咬了一口糖三角，红糖的甜香在嘴里散开，却没滋没味的。他看着杨涵举着小国旗，在杨刚怀里，嘴里跟着学，喊着“去公园！去公园！”，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他也想去啊。
想去天安门广场，看那飘扬的五星红旗，看那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看那敲锣打鼓的秧歌队。想去北海公园，划着小船，看白塔倒映在水里。想去前门大街，买一串糖葫芦，听那“滋啦”作响的糖画。
可他得去值班。
“爹，你们……几点走？” 杨金旺小声问。
“吃完就走。” 杨刚直起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厂里发了两张公园门票，我带你小雪姨和涵涵去逛逛。你好好值班，别偷懒，公家的差事，得尽心。”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严肃。
杨金旺点点头，没说话。
十八岁的小伙子，心里头装着的，是热闹，是烟火气，是国庆日里四九城的每一声锣鼓，每一面红旗。
吃完早饭，杨刚拎起帆布包，陈雪抱着杨涵，一家三口站在院门口。
看着他们三个人的背影，消失在胡同的拐角处，杨金旺心里头空落落的。
胡同里的人越来越多了。小孩子们，举着小红旗，追着跑着。大人们三三两两的，聊着天，脸上带着笑容。有人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带着孩子，车把上挂着国旗，叮铃铃的车铃声，和着锣鼓声，汇成了一片热闹的海洋。
杨金旺转过身，锁上院门。
院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只剩下墙头上的喇叭，还在不知疲倦地播着《义勇军进行曲》。
他背着一个挎包，走出胡同，汇入人流里。
街上的景象，比胡同里更热闹。
马路两旁，挂满了五星红旗，红得耀眼。电线杆上，贴着“庆祝国庆十一周年”的标语，字迹遒劲有力。游行的队伍，已经开始陆续集结了。穿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迈着整齐的正步，步伐铿锵。穿着花布衫的姑娘们，扭着秧歌，手里的彩绸，红的、绿的、黄的，像一道道流动的彩虹。锣鼓声、口号声、歌声，交织在一起，震得人耳膜嗡嗡响。
杨金旺挤在人群里，看着眼前的热闹，心里头却像揣了一块冰。
他看到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搂着一个姑娘的肩膀，手里举着糖葫芦，笑得一脸灿烂。他看到一个老大爷，牵着小孙子的手，指着远处的天安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他看到一个卖糖画的小贩，支起摊子，熬着金黄的糖浆，勺子一挥，就是一只活灵活现的小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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