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有点心慌。
不知道为什么。
但就是心慌。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想起老院长的话:你们的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们。
他想起那些药。
那些药,会送到医院,会用到士兵身上。
那些士兵,会把命交给那些药。
他忽然爬起来,穿上衣服,跑到公司。
他找到那批药的留样,亲自检查。
一遍。
两遍。
三遍。
确实合格。
他松了口气。
但那点心慌,一直没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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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3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节省成本”的那一年。
不是故意的。
是没办法。
原材料涨价了,人工涨价了,运输涨价了。但订单的价格没涨,反而压得更低了。
北境的军需官说:现在国家困难,你们体谅一下。
他体谅了。
但体谅完了,账算下来,亏。
合伙人找他:怎么办?
他说:再想想办法。
办法想出来了。
换辅料。
用一种便宜的替代原来的。
质量主管说:换了可能影响药效,但还在合格范围内。
他想了想。
合格范围内,那就换吧。
换了之后,成本降下来了,利润回来了。
第一批用新辅料的药出库那天,他又站在仓库门口。
看着那些箱子一箱一箱搬上车。
他忽然想起老院长的话。
心里有个声音说:你这样对吗?
另一个声音说:合格就行,怕什么?
他看着那些车开走。
那点心慌,又来了。
但这次,他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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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5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接到投诉的那一年。
是前线的一个军医写的。
信很短:
“贵公司供应的抗生素,有部分批次效果不佳。我这里有三个士兵,用了你们的药,伤口感染没控制住,截肢了。”
克里斯蒂亚诺看着那封信,手在抖。
他把质量主管叫来。
质量主管看了信,说:可能是运输过程中保存不当,不是咱们的问题。
他问:会不会是辅料的问题?
质量主管愣了一下。
然后说:应该不会。都是合格的。
他看着质量主管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以前没见过的东西。
是闪躲。
是心虚。
他说:把那批药的留样拿来,重新检查。
质量主管去了。
很久才回来。
手里拿着报告。
报告上写着:合格。
他看着那份报告,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那封信锁进抽屉里。
告诉自己:不是咱们的问题。
一定是运输的问题。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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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7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主动降低成本的那一年。
不是为了应付订单。
是为了多赚钱。
合伙人说: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咱们得想办法。
他说:什么办法?
合伙人说:还能有什么办法?把成本再降降。
他问:降到什么程度?
合伙人说:降到别人降不到的程度。
他沉默了。
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换更便宜的辅料。
意味着缩短生产周期。
意味着减少质检环节。
意味着……
他心里那个声音又响了:你这样对吗?
另一个声音更大:别人都这么干!你不干,你就死!
他选择了死那个声音。
那次之后,仁德医药公司开始“腾飞”。
订单越来越多,利润越来越高,厂房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
他成了“成功企业家”。
去开会,去领奖,去讲话,去和领导握手。
每次讲话,他都说:我们要做良心药,做老百姓吃得起的药。
台下掌声雷动。
他也鼓掌。
但他心里知道。
那些药,已经不是当年的药了。
那些药,只是“合格”。
仅仅是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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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10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导致士兵死亡的那一年。
不是直接死。
是间接。
前线送来一份报告:某批次的止血药,效果严重不达标,导致十七名士兵失血过多而亡。
那批药,是仁德生产的。
克里斯蒂亚诺看着那份报告,手抖得握不住纸。
他把质量主管叫来。
质量主管已经换了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干活麻利,嘴也甜。
小伙子看了报告,说:老板,这事咱们得压下去。
他问:怎么压?
小伙子说:找关系,花钱,把责任推到运输队身上。
他看着小伙子。
那张年轻的脸上,全是精明。
没有愧疚。
没有害怕。
只有“怎么搞定”的算计。
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刚毕业那年,他也这么年轻过。
那时候他心里装的是老院长的话:你们的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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