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更接近。”他说。
“太危险了。那里二十四小时有武装警卫，无人机巡逻，还有人说有地雷区。”
“那就从侧面。”皮埃尔收起望远镜，“下游被切断水流的村庄，村民一定有怨言。他们需要法律帮助，需要有人把他们的声音传出去。我可以以‘国际环境律师’的身份，公开介入。”
鲶鱼摇头：“那样你会立刻暴露。杜兰德在缅甸，我的人昨天在仰光看见他了，和一个缅甸将军一起吃饭。”
皮埃尔的眼神坚定：“那就让他知道我在。有时候，让蛇出洞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它面前晃动诱饵。”
渔船调转方向，驶向下游一个被标记的村庄。夕阳将江水染成血色，远处施工机械的轰鸣声隐约传来，像巨兽的喘息。
皮埃尔摸着藏在衣服里的录音笔和微型相机。他想起了玛拉——谢洛琛母亲年轻时的笑脸。如果她知道五十年后的今天，同样的事情还在不同国家重复上演，她会说什么？
“水不属任何人。”他轻声重复她的信条，“它流过所有生命。”
而现在，他要用尽余生，确保这个信条不被遗忘。
柬埔寨，洞里萨湖上游的普农村
林雅赤脚踩在水田里，泥浆从脚趾缝间溢出，温热而柔软。她弯腰插着秧苗，动作生疏但认真。身旁，六十岁的老农谢恩耐心地纠正她的姿势：“不要太深，公主，秧苗会闷死的。像这样，轻轻一按……”
周围田地里，几十个村民正在耕作。不远处，谢洛琛和几个年轻人在搭建新的灌溉水渠模型，用的是当地竹材和基金会提供的环保材料。珍娜公主戴着宽檐草帽，坐在田埂上和几个妇女聊天，学习编织传统的鱼篓。
这是他们来到普农村的第三天。按照计划，他们没有住在安排好的“贵宾屋”，而是分散住在村民家中。林雅和谢洛琛住在谢恩家，睡在竹楼二楼的草席上，听着夜晚的虫鸣和远处湖水的涛声入睡。
第一天，村民们的态度是谨慎的礼貌。第二天，当他们真的下田干活，手上磨出水泡也不停歇时，谨慎变成了好奇。到了第三天，好奇开始转向信任。
午餐时间，大家围坐在谢恩家院子里的竹席上，分享简单的饭菜：鱼露拌蔬菜、烤鱼、米饭。没有山珍海味，但每个人都吃得香甜。
“公主以前干过农活吗？”谢恩的妻子梅婶好奇地问。
林雅摇头：“没有。我在金边长大，后来去北京读书，学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土地。”
“那怎么想到来我们这么偏远的村子？”一个年轻人问，他是谢恩的儿子索提，在省城读过中学，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
谢洛琛接过话：“因为我们意识到，坐在金边的办公室里，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水对你们意味着什么。而如果我们不理解，制定的政策就可能脱离实际。”
索提点头：“以前也有政府的人来过，带着相机，拍几张照片，许诺要修路、修学校、改善水质。但走了就再没消息。水还是脏的，鱼越来越少，年轻人只好去城里打工。”
“所以我们这次来，不是许诺，而是学习。”珍娜认真地说，“请告诉我们，你们真正需要什么？不是我们想象中你们需要什么。”
村民们互相看看。沉默持续了几分钟，只有蝉鸣在午后的热浪中嘶叫。
最后，一个一直沉默的老人开口了。他是村里最年长的长者，大家都叫他“波爷爷”，已经九十多岁，经历过法国殖民、日本占领、红色高棉，几乎是一部活历史。
“水。”波爷爷的声音沙哑但清晰，“我们要干净的水。不是装在瓶子里的水，是河里的水，湖里的水，井里的水。我小时候，可以直接从湖里舀水喝，甜的。现在我重孙不敢碰湖水，会起红疹。”
他颤抖的手指向远方：“上游在挖，在排脏东西。水死了，鱼死了，靠水活的人也快死了。你们说要修这修那，但如果不先把水救活，修什么都没用。”
谢洛琛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卫星网络，调出实时监测数据：“波爷爷，您看。这是三号水源地的水质监测，我们安装的浮标每小时传回数据。这里是PH值，这里是重金属含量，这里是微生物指标……”
他将屏幕转向村民们。复杂的图表和数字对大多数村民来说如同天书，但索提看懂了，他的眼睛亮起来：“这些数据是公开的吗？”
“完全公开。”林雅说，“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查看。而且我们计划在每个村的学校安装显示屏，实时显示水源数据，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喝的水是什么状况。”
“那上游的工厂呢？”另一个村民问，“他们如果不停止排污，我们再监测有什么用？”
珍娜站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法律。《水资源透明法案》如果通过，任何工厂排污都必须公开数据，超标就必须停产整改。但要让法案通过，我们需要民意支持——需要像你们这样的村庄站出来，告诉金边的议员们：我们需要这个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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