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的清晨冷得像一把浸过冰水的刀。飞机在铅灰色云层中穿行,舷窗外是阿尔卑斯山脉连绵的雪顶,在初升的阳光下反射着刺目的白光。谢洛琛从浅眠中醒来,左腿的石膏在机舱恒温环境下依然传来隐约的胀痛。他侧过头,林雅坐在邻座,裹着薄毯睡着了,眉心微蹙,手里还握着一份关于人工合成生物制剂的初步分析报告——那是登机前数据恢复团队发来的最新进展:制剂成分类似于某种“基因标记病毒”,可在水体中潜伏并随水循环扩散,目前浓度极低,暂无急性毒性,但“长期生物累积效应未知,且可能通过食物链放大”。
未知,才是最危险的。
飞机降落在苏黎世机场时,当地时间是上午七点。王室驻瑞士办事处派来的车已经等在停机坪,司机是位沉默的柬裔中年男人,递给他们两个厚厚的文件袋:“法师交代的,所有手续都已办好。另外,有人在银行等你们。”
“谁?”林雅问。
“一位姓吴的律师,华人,为王室处理瑞士事务超过二十年。”司机发动车子,“他说,有些事必须当面说。”
车子驶向市区。苏黎世湖在晨雾中泛着铁灰色的光,天鹅在岸边梳理羽毛,一切都平静得近乎虚幻,与暹粒的尘土、矿坑的黑暗、金边的权谋形成割裂的两个世界。
谢洛琛看着窗外飞掠的巴洛克式建筑和现代玻璃幕墙,忽然开口:“我父亲最后一次来瑞士,是1992年冬天。他回国后不久,就把那枚硬币给了我。那时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反复摩挲硬币,眼睛看着远处,像在看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
林雅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凉。
“也许这次,我们能看见他当年看见的东西。”她说。
瑞士银行的总部大楼低调而威严,花岗岩外墙在阴天里显得格外冷硬。吴律师在私人接待室等他们,六十多岁,西装笔挺,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说一口流利但带口音的法语式英语。
“谢先生,林雅公主。”他起身,微微鞠躬,“令尊谢文峰先生在我这里存放的保险箱,编号K-771,已经尘封三十一年。按照他的遗嘱,开启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他的直系血亲到场;第二,提供他设定的密码。”
“密码是什么?”谢洛琛问。
“令尊当年留下提示:密码是他一生最愧疚的日子,和最希望的未来。”吴律师推了推眼镜,“他说,如果来取箱子的人能说出这两个日期,就证明来者理解了他的罪与罚,也继承了他的愿。”
最愧疚的日子。最希望的未来。
谢洛琛沉默。父亲的一生,愧疚的日子太多了:母亲车祸那天?公司破产那天?还是……他妥协修改勘探报告那天?而希望的未来,又是什么?是他谢洛琛平安长大?是水源得到保护?还是……
林雅轻声说:“最愧疚的日子,会不会是……他把档案交给盖伊法师,选择独自承担秘密的那天?1992年12月7日,他在签字页背面写了那段话。”
谢洛琛看向她。是的,父亲在移交档案后,在背面写下“唯望后人警觉”。那天,他选择了沉默守护,也背负了终生秘密。
“那最希望的未来呢?”吴律师问。
谢洛琛摩挲着胸前的硬币,内侧那句“水如血脉,不可售”在指尖下微微凸起。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浑浊的眼睛,那句没头没尾的嘱托:“洛琛,要活得……干净些。”
干净。不是有钱,不是成功,是干净。
“他最希望的未来,”谢洛琛缓缓说,“是有一天,水和真相,都能自由流淌,不需要任何人用秘密和愧疚去交换。那个未来……还没有到来。所以密码的后半部分,可能是一个尚未发生的日期。”
吴律师看着他,许久,点了点头:“令尊当年设定密码时曾说,如果有一天他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答案,就说明时代真的变了。”他起身,“请跟我来。”
他们穿过重重安防门禁,进入地下深处的保险库区。冰冷的空气里弥漫着金属和旧纸的味道。在一排排编号的银色保险柜前,吴律师停住,输入管理密码,然后退后一步:“K-771。需要您的生物识别和密码。”
谢洛琛将手掌按在扫描仪上,虹膜对准镜头。然后,他对着麦克风说:“1992年12月7日。和……未来。”
机械锁发出清脆的咔哒声。柜门弹开一条缝。
吴律师再次鞠躬:“我的任务完成了。里面的东西,属于您。另外……”他犹豫了一下,“令尊当年还留了一句话,让我在箱子开启时转达:‘对不起,还有……谢谢。’”
说完,他转身离开,脚步声在空旷的保险库里渐渐远去。
谢洛琛站在原地,盯着那条门缝。林雅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臂:“打开吧。”
他伸出手,拉开柜门。
里面没有成堆的金条或文件,只有三样东西:一个老式的皮质公文包,一个用蜡封口的玻璃瓶,以及……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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