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的清晨冷得像一把浸过冰水的刀。飞机在铅灰色云层中穿行，舷窗外是阿尔卑斯山脉连绵的雪顶，在初升的阳光下反射着刺目的白光。谢洛琛从浅眠中醒来，左腿的石膏在机舱恒温环境下依然传来隐约的胀痛。他侧过头，林雅坐在邻座，裹着薄毯睡着了，眉心微蹙，手里还握着一份关于人工合成生物制剂的初步分析报告——那是登机前数据恢复团队发来的最新进展：制剂成分类似于某种“基因标记病毒”，可在水体中潜伏并随水循环扩散，目前浓度极低，暂无急性毒性，但“长期生物累积效应未知，且可能通过食物链放大”。
未知，才是最危险的。
飞机降落在苏黎世机场时，当地时间是上午七点。王室驻瑞士办事处派来的车已经等在停机坪，司机是位沉默的柬裔中年男人，递给他们两个厚厚的文件袋：“法师交代的，所有手续都已办好。另外，有人在银行等你们。”
“谁？”林雅问。
“一位姓吴的律师，华人，为王室处理瑞士事务超过二十年。”司机发动车子，“他说，有些事必须当面说。”
车子驶向市区。苏黎世湖在晨雾中泛着铁灰色的光，天鹅在岸边梳理羽毛，一切都平静得近乎虚幻，与暹粒的尘土、矿坑的黑暗、金边的权谋形成割裂的两个世界。
谢洛琛看着窗外飞掠的巴洛克式建筑和现代玻璃幕墙，忽然开口：“我父亲最后一次来瑞士，是1992年冬天。他回国后不久，就把那枚硬币给了我。那时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反复摩挲硬币，眼睛看着远处，像在看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
林雅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凉。
“也许这次，我们能看见他当年看见的东西。”她说。
瑞士银行的总部大楼低调而威严，花岗岩外墙在阴天里显得格外冷硬。吴律师在私人接待室等他们，六十多岁，西装笔挺，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说一口流利但带口音的法语式英语。
“谢先生，林雅公主。”他起身，微微鞠躬，“令尊谢文峰先生在我这里存放的保险箱，编号K-771，已经尘封三十一年。按照他的遗嘱，开启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他的直系血亲到场；第二，提供他设定的密码。”
“密码是什么？”谢洛琛问。
“令尊当年留下提示：密码是他一生最愧疚的日子，和最希望的未来。”吴律师推了推眼镜，“他说，如果来取箱子的人能说出这两个日期，就证明来者理解了他的罪与罚，也继承了他的愿。”
最愧疚的日子。最希望的未来。
谢洛琛沉默。父亲的一生，愧疚的日子太多了：母亲车祸那天？公司破产那天？还是……他妥协修改勘探报告那天？而希望的未来，又是什么？是他谢洛琛平安长大？是水源得到保护？还是……
林雅轻声说：“最愧疚的日子，会不会是……他把档案交给盖伊法师，选择独自承担秘密的那天？1992年12月7日，他在签字页背面写了那段话。”
谢洛琛看向她。是的，父亲在移交档案后，在背面写下“唯望后人警觉”。那天，他选择了沉默守护，也背负了终生秘密。
“那最希望的未来呢？”吴律师问。
谢洛琛摩挲着胸前的硬币，内侧那句“水如血脉，不可售”在指尖下微微凸起。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浑浊的眼睛，那句没头没尾的嘱托：“洛琛，要活得……干净些。”
干净。不是有钱，不是成功，是干净。
“他最希望的未来，”谢洛琛缓缓说，“是有一天，水和真相，都能自由流淌，不需要任何人用秘密和愧疚去交换。那个未来……还没有到来。所以密码的后半部分，可能是一个尚未发生的日期。”
吴律师看着他，许久，点了点头：“令尊当年设定密码时曾说，如果有一天他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答案，就说明时代真的变了。”他起身，“请跟我来。”
他们穿过重重安防门禁，进入地下深处的保险库区。冰冷的空气里弥漫着金属和旧纸的味道。在一排排编号的银色保险柜前，吴律师停住，输入管理密码，然后退后一步：“K-771。需要您的生物识别和密码。”
谢洛琛将手掌按在扫描仪上，虹膜对准镜头。然后，他对着麦克风说：“1992年12月7日。和……未来。”
机械锁发出清脆的咔哒声。柜门弹开一条缝。
吴律师再次鞠躬：“我的任务完成了。里面的东西，属于您。另外……”他犹豫了一下，“令尊当年还留了一句话，让我在箱子开启时转达：‘对不起，还有……谢谢。’”
说完，他转身离开，脚步声在空旷的保险库里渐渐远去。
谢洛琛站在原地，盯着那条门缝。林雅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臂：“打开吧。”
他伸出手，拉开柜门。
里面没有成堆的金条或文件，只有三样东西：一个老式的皮质公文包，一个用蜡封口的玻璃瓶，以及……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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