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洒在市检察院公诉科林溪的办公桌上。她正专注地翻阅着一份刚分配下来的二审上诉案卷宗——一起看似普通的故意伤害案。
原告是城西老城区“老张家”小饭馆的老板张全福，指控隔壁五金店店主赵大勇因口角将其打成轻伤二级。
一审法院判决赵大勇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赔偿张全福医疗费等损失。赵大勇不服，认为量刑过重，提起上诉。
卷宗材料很“规范”：有派出所的接处警记录、现场照片（显示饭馆桌椅翻倒，张全福额头有伤）、张全福的伤情鉴定书（轻伤二级）、赵大勇的供述（承认推搡，但否认故意重伤害）、几个邻居模棱两可的证言、以及一审庭审笔录。
林溪习惯性地先看证据链闭环。伤情鉴定没问题，程序合规。赵大勇的供述也承认了动手。现场照片显示有冲突痕迹。似乎证据确凿，一审判决并无不妥。
但当她看到那份《和解协议书》的复印件时，眉头微微蹙了起来。协议是案件移送检察院前，在派出所主持下签署的。
协议内容很简单：赵大勇一次性赔偿张全福人民币五万元整，张全福承诺不再追究赵大勇任何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协议上有双方签名、手印和派出所承办民警王强的签名和公章。
问题在于，这份《和解协议书》签署的时间，是在伤情鉴定结果出来之前！张全福的轻伤二级鉴定，是在签署和解协议一周后才出具的！
林溪的指尖在协议日期和伤情鉴定日期之间点了点。按照常理，轻微伤的调解赔偿金额通常几千到一两万不等。
张全福在伤情未明的情况下，就接受了五万元的“高价”和解，并承诺放弃刑事追诉权？这不符合常理。赵大勇一个开五金店的，出手这么大方？
一丝疑云悄然升起。
她继续翻阅，目光落在派出所的《情况说明》上。民警王强在说明中写道：因双方系邻里纠纷，且已达成和解，社会矛盾已化解，建议不再作为刑事案件处理。这份说明，成为了一审法院对赵大勇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之一。
林溪拿起电话，拨通了城西区检察院负责此案一审公诉的检察官刘伟的电话。
“刘哥，我是林溪。赵大勇故意伤害上诉案卷我看了，有个疑问想请教。张全福的伤情鉴定是轻伤二级，构成刑案标准了。但派出所那份《和解协议书》签在鉴定前，赔偿金额五万，明显偏高。当时调解时，你们没觉得有异常吗？”
电话那头，刘伟的声音带着点无奈：“小林啊，这案子当时证据看起来挺扎实，双方又签了和解书，派出所王强那边也出了情况说明，强调矛盾化解了。我们提审赵大勇，他也认罪认罚，态度挺好。邻里纠纷嘛，判个缓刑，让他赔钱长教训，也说得过去。怎么，二审你觉得有问题？”
“总觉得有点怪。”林溪没有直接下结论，“张全福提前拿五万块就答应不追究刑责？赵大勇为什么这么爽快？我想再核实一下。”
放下电话，林溪心中的疑窦更深了。她决定亲自去案发地看看。基层案件，卷宗有时会掩盖很多细节。
下午，林溪换上便服，独自来到城西老城区。这里街道狭窄，房屋老旧，充满市井气息。“老张家”小饭馆和“赵家五金店”果然相邻，中间只隔了一条窄窄的过道。饭馆门脸不大，生意看起来有些冷清。五金店倒是人来人往。
林溪没有直接亮明身份，而是走进“老张家”饭馆，点了一碗牛肉面，和老板张全福闲聊起来。
张全福是个五十多岁、面容愁苦的男人，额头上的伤疤还清晰可见。
提起赵大勇，他显得又恨又怕：“那个赵大勇…仗着在派出所有关系，横行霸道！那天就因为我门口扫地的水溅到他一点轮胎，他就冲进来打人！下手狠啊！”
“关系？什么关系？”林溪不动声色地问。
“他…他堂哥是派出所的副所长！”张全福压低声音，眼中满是愤懑，“王强警官，就是那个副所长的人！调解的时候，王警官话里话外都向着赵大勇！说什么‘老张啊，见好就收吧，真闹到坐牢，你也拿不到这么多钱’，还说什么‘赵老板人脉广，别给自己惹麻烦’…我…我害怕啊！只能签了那协议，拿了五万块。可我这伤…落下病根了，阴雨天就头疼，那点钱早花光了！法院还判他缓刑，跟没判一样！”
林溪的心沉了下去。果然有猫腻！派出所民警王强在调解过程中明显偏袒，甚至利用身份进行不当施压！所谓的“高价和解”，很可能是在威逼下的无奈选择！而赵大勇的“爽快”，恐怕也与其堂哥的副所长身份和民警王强的保驾护航有关！
“那伤情鉴定呢？怎么在签协议后才做？”林溪追问。
“也是王警官安排的！他说先调解，鉴定后面补！谁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张全福愤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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