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
“回凌云观。”我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既然他躲着不见，那我就去查！查他的根脚，查我们这一脉到底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能让他一次次装死遁世！”
我就不信，这世上真能有人毫无痕迹的消失！
再次踏入凌云观那森严的门槛，我的心境已然不同。之前是被动卷入，带着抗拒和疏离。而这一次，我是带着一股近乎偏执的探究欲，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恨意——恨那个老家伙又一次抛下了我。
我没有去找于蓬山或于娜，而是直接找到了负责看管藏经阁和档案库的一位老道士，亮出了于蓬山之前给过我的那块代表身份的玉圭，语气强硬地要求查阅所有与民间法脉、特别是河北、山西一带传承相关的记载，尤其是那些隐秘、甚至被视为禁忌的支脉。
老道士狐疑地打量了我一番，又仔细查验了玉圭，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引我进入了一处位于后殿僻静处的古老阁楼。这里比偏殿的藏经阁更加幽深，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纸张和防虫药草的味道，光线昏暗，只有几盏长明灯摇曳。
“相关卷宗都在丙字柒号架至拾叁号架，还有地下石室的‘异闻录’部分也有收录。请自便，但有规矩，不得损毁，不得抄录，不得带出。”老道士交代完，便退了出去，留下我和田蕊在这片浩如烟海的故纸堆前。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不眠不休，像疯了一样埋首于那些泛黄、脆弱的线装书和档案卷宗里。田蕊帮着我一起查找，她的细心帮了大忙。
然而，结果却让我更加困惑，甚至感到一丝寒意。
公开的、较为常见的法脉传承，诸如清微、神霄、茅山、正一各支派，乃至一些地方性的民间傩坛、师公教，都有或详或略的记录。但关于我这一脉，关于刘瞎子偶尔提及的“雾灵山石镜派”的线索，却少得可怜，简直像是被人刻意抹去了一般。
仅有几条零星记载，也大多语焉不详，甚至互相矛盾：
* 《北地法脉小考》残卷中提了一句：“雾灵山有隐修一脉，承古巫觋遗风，擅沟通幽冥，行事诡秘，不录于正箓。疑与上古‘方相氏’驱傩之仪有旧渊，然不可考。”
* 一份民国时期的《华北玄门调查简报》里，提到抗战时期，曾有雾灵山修士协助地方武装，以异术破坏日军交通线，其后便“隐遁不出，再无讯息”。
* 最让我注意的是在一本纸张极其粗糙、像是战时手工油印的《敌后异人录》中，找到了一段稍具体的描述：“石镜派，单传或极秘传，师寻徒。法器特异，重‘镜’与‘影’，谓可观照阴阳，断人鬼途。有记一代传人，道号‘玄英子’，抗战时曾活跃于晋冀边区，善布迷阵，驱兽扰敌，后于一九四三年左右，为避日军扫荡，隐入山西吕梁某无名山沟，再无确切记载。”
玄英子？师寻徒？山西吕梁那么多山沟，怎么可能找得到修行者？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非但没有解开我的疑惑，反而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了更多谜团。刘瞎子从未提过“玄英子”这个道号，也从未教过我什么关于“镜”与“影”的法门。我们的法器是法尺、铜圈，对付的是实打实的鬼祟邪灵。
而且，所有的记载都指向一点：这一脉传承极度隐秘，人丁稀薄到了极致，且似乎在刻意回避着主流玄门的视野，尤其是在某个时间点之后，几乎彻底消失。
为什么？
是什么样的秘密，需要如此小心翼翼地隐藏？甚至不惜让传人假死脱身？
刘瞎子一次次“死遁”，难道不仅仅是为了躲避仇家或无生道，更是……为了守护这个传承本身不被打扰、不被发现？
我越想越觉得脊背发凉。我发现自己对师父、对自己所继承的东西，了解得如此之少。我以为的野道士传承，背后可能牵扯着远比我想象得更深、更古老的隐秘。
“老周，”田蕊担忧地看着我苍白的脸色和手腕上渗血的纱布，“先休息一下吧，这样下去你身体撑不住的。”
我摇摇头，目光扫过那些空荡荡的书架和标注着“绝密”却内容寥寥的卷宗。凌云观的档案库里，关于石镜派的记载恐怕也就这些了。连他们都知之甚少。
难道线索就这样断了？
不，还有一个地方！
我猛地抬起头：“田蕊，我们走。”
“又去哪？”
“山西！”我的眼神重新燃起一丝火焰，“去找那个无名山沟！去找‘玄英子’最后消失的地方！”
既然凌云观没有答案，那我就去源头找！刘瞎子如果还要躲，如果他真的还在守护着什么，那么那个他师祖曾经隐遁的地方，或许就是唯一的突破口！
离开凌云观那压抑的档案库，山西吕梁的荒山野岭成了我心中唯一的指望。那个“玄英子”最后消失的无名山沟，是刘瞎子师祖的隐遁之地，或许也是解开一切谜团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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