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语，与公社文书老刘如出一辙，但石先生语气中那份深沉的无奈和骨子里的清高，却让唐建科心头一震。他知道，这位老教师，绝非李德全之流。
“石先生，报上去的数据是死的，”唐建科放下碗，身体微微前倾，语气诚恳而急切，“可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是活的！就像刚才，我看到您还在督促孩子们练字，这份认真，报表上是看不到的。可孩子们在这样的天气里，就靠这点炭火取暖，这笔墨纸张都如此简陋，这些困难，报表上也不会写！领导这次要的，就是这些报表上看不到的东西！”
石先生点烟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抬起昏花却依然有神的眼睛，深深地看了唐建科一眼。煤油灯的光晕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跳动。“你看得倒是仔细。”他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灰色的烟雾，“那你说说，你想知道什么‘真实情况’？”
“一切！”唐建科斩钉截铁，“学生到底有多少？有没有因为贫困或者路远而失学的？校舍是不是危房？冬天怎么取暖？师资力量到底怎么样？孩子们用的教材、文具充不充足？有什么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
他一连串的问题，显然触动了石先生。老教师沉默地抽着烟，良久，才用烟袋锅敲了敲脚下的土地，发出沉闷的响声。
“娃娃们苦啊。”他开口，声音带着一种沉重的沙哑，“石门村还算好的，我老头子在这地方教了四十年的书，村里人敬我几分，娃娃们也都送来。可你看，”他指了指空荡荡的教室，“适龄的娃娃，本该有二十三个，今天只来了八个。为啥？下雪了，路远的几个娃，家住山那头，这天气根本过不来！这还算近的，更远的山沟沟里，还有娃子，压根就没进过学堂的门！”
唐建科立刻拿出笔记本和钢笔，一边哈气暖着笔尖，一边飞快地记录：石门村教学点，实际适龄儿童23人，因天气、路远等原因，实际到课仅8人，存在事实失学。
“校舍嘛，你也看到了，”石先生指了指屋顶和墙壁，“夏天漏雨，冬天漏风。去年秋天村里凑钱稍微修葺了一下屋顶，不然雪这么大，早压垮了。取暖？就靠这点炭火，还是娃娃们平时从家里带来，或者我去山上捡的柴火。笔墨纸张？大多是娃娃们自己想办法。县里偶尔发一点，杯水车薪。”
“那您呢？石先生，您一个人撑这么大一个摊子？”
“我？”石先生笑了笑，笑容里满是沧桑，“我老了，土埋半截的人了。公社早就说派年轻老师来，说了好几年了，没人愿意来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我也就凑合着教，能教一天是一天。就盼着，能多教几个娃娃认字，将来走出去，别像他们的爹娘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周全。”
平淡的话语，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四十年！一个人，一所学校，一片穷山恶水，一生的坚守！唐建科的眼眶再次湿润了。他想起了县委大院那些勾心斗角，想起了李德全的敷衍塞责，与眼前这位默默燃烧了自己一辈子的老教师相比，是何等的渺小和卑劣！
“石先生，您……您辛苦了！”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最终只化作这一句。
“辛苦啥，”石先生摆摆手，“习惯了。就是有时候，看着娃娃们受罪，心里头不好受。特别是冬天，娃娃们的手冻得握不住笔，脸上生冻疮……唉！”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这一声叹息，像锤子一样砸在唐建科的心上。他更加详细地询问并记录了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课程开设情况（石先生一个人教语文、算术等所有科目）、以及对改善教学条件最迫切的需求（稳固的校舍、基本的取暖设施、充足的文具）。
记录完毕，夜已深了。风雪依旧。石先生看出唐建科无处可去，便留他在学校唯一的一间小偏房里借宿。那原本是堆放杂物的房间，石先生简单收拾了一下，搬来一床又硬又薄的旧棉被。
“条件差，将就一晚吧。”石先生说完，便回了自己那间同样简陋的卧室。
房间里没有火盆，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唐建科和衣躺在冰冷的土炕上，盖上那床根本无法抵御寒气的硬棉被，冻得浑身发抖，牙齿都在打颤。但他毫无睡意。
白天的所见所闻，像电影画面一样在他脑海中反复播放。张建军老师残疾却挺拔的身姿，石先生四十年如一日的清瘦背影，孩子们在严寒中冻得通红却依然专注的脸庞，破败的校舍，冰冷的教室……这一切的一切，交织成一幅沉重无比的画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而与此同时，李德全那漫不经心的话语——“把往年的数据整理整理，写得漂亮点就行了”，像恶毒的咒语，反复刺痛着他的神经。他仿佛能看到，一份份用华丽辞藻堆砌、数据“喜人”的报告，从温暖的办公室产生，被呈送到上级领导的案头，然后被归档、遗忘。而那些真实的血泪和苦难，却被永远地掩盖在了这些冰冷的数字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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