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国办公室的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将那个充满压迫感又令人无比振奋的空间暂时隔绝。唐建科手里捏着那份布满红色笔迹的提纲，走回自己座位的那短短几步路，感觉像是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心路历程。办公室里，其他人已经各就各位，电话铃声、键盘敲击声、轻微的交谈声开始构成日常工作的背景音。
钱国强抬头瞥了他一眼，脸上带着惯有的、让人捉摸不透的笑意：“小唐，从主任那儿领了圣旨了？瞧这表情，受益匪浅吧？”
孙玉梅也投来关注的目光，带着一丝好奇。张爱国科长则只是温和地点点头，继续处理手头的文件。
唐建科努力让自己的表情显得平静，但眼底的震动还未完全消退。他朝钱国强笑了笑，语气诚恳：“钱科长说笑了，主任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指导，指出了很多不足，感觉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他没有细说赵建国具体指出了什么，这是分寸。在机关，领导对你的单独指点，无论是批评还是提携，都不宜到处宣扬，否则容易被人解读出各种意味。
坐回工位，唐建科没有立刻开始修改提纲，而是先将那份“伤痕累累”的稿纸小心地压在一本厚厚的政策汇编下面。他需要时间消化，需要让赵建国那些犀利如刀的话语在脑海里反复回响、沉淀，直至内化为自己的认知。
“普遍性问题……正确的废话……站位……火候……”每一个词都像一记重锤，敲打在他原本有些自满的心上。他回想起自己在教育局写那份关于乡村教育的报告时，还曾为自己能发现问题、提出建议而沾沾自喜。如今看来，那份报告或许占了一个“实”字——因为有了下乡调研的支撑，但若以赵建国的标准衡量，在深度和“站位”上，恐怕依然稚嫩。那时的他，视角只是一个心忧教育的青年干部，而赵建国要求他的，是必须拥有俯瞰全局的领导者视野。
这种视角的转换，绝非一蹴而就。它需要知识的积累，需要对县情、对政策、对各部门职能乃至对主要领导施政风格的深刻理解。唐建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知识焦虑，他发现自己对清水县的了解，原来如此肤浅和碎片化。
整个上午，他强迫自己按部就班地处理科室的日常事务——接听电话、登记文件、帮孙玉梅核对一份会议名单，但心思却有大半萦绕在如何修改那份提纲上。赵建国指出的方向很明确：要具体，要有个性，要提高站位。但具体如何落地？
午休时间，同事们陆续去食堂吃饭。唐建科以手头有点急事要处理为由，晚去了半小时。他需要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他再次拿出那份提纲，铺开一张新的稿纸，却久久没有落笔。他意识到，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赵建国让他“不要急着动笔”，先去查阅资料、找人交流，是极高明的指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写出有分量材料的根基。
下午一上班，唐建科就找到了张爱国科长。
“科长，赵主任让我重新修改乡镇企业汇报材料的提纲，指出我之前的分析不够深入，对县里的具体情况把握不准。我想系统地查阅一下近几年县里关于这方面工作的相关文件，比如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的相关纪要，还有主要的领导批示件，不知道是否方便？”他的态度十分谦逊。
张爱国对唐建科的上进心很欣赏，点头道：“这是正事。相关资料档案室都有归档。这样，我给你开个条子，你去档案室找老周，就说我让你去的，查阅近三年关于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工业发展方面的会议纪要和重要批示件。注意保密纪律，只能在阅览室看，不能带出，不能拍照。”
“我明白，谢谢科长！”唐建科感激道。
拿着张爱国的条子，唐建科来到了位于办公楼另一层的档案室。档案管理员老周是个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严肃老头，查验了条子，又打量了唐建科几眼，才慢悠悠地起身，带他走进一间安静得能听到心跳的阅览室。
“在这里等着，别乱动。”老周说完，转身进了库房。不一会儿，抱出来厚厚几大本装订好的卷宗。“这些都是你要的，每次只能取阅一本，看完归还再换下一本。做好查阅登记。”
“谢谢周老师。”唐建科恭敬地说。
当厚重的卷宗在面前打开，一股混合着纸张和油墨的特殊气味扑面而来。这里面记录的，是过去几年里，决定清水县发展方向和大大小小事务的一次次重要决策。唐建科深吸一口气，如同一个朝圣者翻开了经典，开始沉浸其中。
他首先找到关于乡镇企业发展的专题会议纪要。从三年前的纪要看起，他发现最初的讨论焦点还集中在“要不要发展”、“如何破除思想障碍”上，当时的领导讲话还带着摸索和鼓励的性质。随着时间推移，纪要的内容逐渐深化，开始涉及具体行业规划、扶持政策、解决用地难、融资难等实际问题。他从字里行间，能看到不同领导风格的差异：有的领导雷厉风行，要求明确；有的领导则更注重调研和共识；还能看到某些局办负责人在汇报工作时思路清晰、数据扎实，而有的汇报则含糊其辞、被领导追问得汗流浃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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