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上午九点，市委第三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旁，气氛比预想中要凝重许多。接到紧急通知的各单位负责人悉数到场：市国资委主任孙建国，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色平静，眼神深处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慎；市人社局局长赵东升，身材微胖，脸上习惯性地带着笑容，但此刻笑容有些勉强；市医保局局长李梅，一位干练的中年女性，眉头微蹙，翻看着带来的材料；北城区区长周海涛，相对年轻，但眉头锁得最紧，显然压力最大；信访局副局长张建军也在座。唐建科坐在主位，顾伟民在一旁记录。
“各位都到了，时间紧，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唐建科没有过多寒暄，开门见山，“昨天一纺厂职工集体上访的情况，徐秘书长和周书记都做了明确指示，要求我们成立联合调查组，彻底核查改制遗留问题，优先解决职工社保医保等紧迫诉求。今天这个会，就是启动会，也是情况摸底会。请各单位根据职责，先简要介绍一下你们掌握的一纺厂改制相关情况，特别是职工安置和社保医保问题的历史脉络、现状和存在的难点。”
他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国资委主任孙建国身上：“孙主任，国资委是国企改制的主管部门，先从你们开始吧。”
孙建国清了清嗓子，不紧不慢地开口：“唐秘书长，各位同志。一纺厂改制是2008年的事情，当时是按照国家和省里的政策精神，依法依规进行的破产重组。国资委这边存档的，主要是当时的改制批复文件、资产评估报告、职工安置方案的原则性框架以及新企业（现在的恒源纺织）的股权结构文件。具体的安置协议签订、资金发放、社保接续等执行层面的操作，主要由当时的企业清算组和北城区政府负责落实。”他几句话，先将国资委的责任界定在“政策批复和宏观监管”层面，将具体执行推给了区和原企业。
唐建科不动声色，看向北城区区长周海涛。
周海涛连忙接话，语气带着无奈：“秘书长，各位领导。一纺厂改制时，区里确实承担了大量的具体协调工作。但当时区财政也非常困难，主要是配合市里的统一部署，督促清算组落实安置方案。时间过去十年了，当时经手的工作人员很多都已调离或退休，很多原始凭证和协议底单，查找起来需要时间。而且，当时情况复杂，部分职工选择了不同的安置方式，有的买断工龄，有的进入新企业，还有一部分协保、内退的，情况不一，需要逐一核对。”
“也就是说，目前区里也无法立刻提供完整的、能够清晰反映每个职工安置和社保接续情况的明细台账？”唐建科追问。
周海涛面露难色：“这个……确实需要时间整理核实。我们回去后立刻组织专人，翻找历史档案。”
唐建科点点头，目光转向人社局局长赵东升和医保局局长李梅。
赵东升接过话茬，笑容有些发苦：“秘书长，社保系统里可以查到每个参保人的缴费记录。但一纺厂的问题在于，改制时涉及的人员，其社保关系有的转到了新企业，有的转为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费，还有一部分……可能存在断档。系统只能显示缴费状态，但断档的原因是什么？是个人原因未缴，还是单位应缴未缴？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安置协议和资金划转凭证来判断。这部分关键信息，可能还是在企业清算组和区县的原始档案里。”
李梅的发言更直接：“医保情况类似。而且医保系统联网是后来才完善的，十年前的数据可能存在迁移不全或信息不准的情况。要厘清每个人的历史欠费情况，工作量非常大，而且需要其他部门提供准确的劳动关系和应缴金额依据。”
一圈情况介绍下来，唐建科的心沉了下去。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棘手。各部门的说辞虽有差异，但指向一个共同点：核心的、能够明确责任的历史执行细节和原始凭证，似乎都模糊不清，或者被推到了“需要时间查找”的“历史档案”和“已解散的清算组”身上。这像是一团迷雾，看似每个部门都沾点边，但又都似乎无法提供决定性的证据链。
“各位的介绍我都听了。”唐建科语气平稳，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情况很明确，问题客观存在，群众诉求合理且紧迫。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首要障碍，是信息碎片化，责任链条不清晰。这不符合市委快速查明情况、解决问题的要求。”
他停顿一下，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每一个人：“我不管十年前的具体执行是如何分工的，但现在，解决问题是市委交给我们的共同任务。我们必须打破部门界限，形成合力。”
他开始部署，语速加快，条理清晰：“第一，成立联合调查组。组长由我担任，副组长请孙主任、周区长担任。成员包括人社局、医保局、信访局分管领导及相关处室负责人。办公室设在市委办公厅，顾伟民同志担任联络员。” 他直接明确了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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