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上午九点,市委第三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旁,气氛比预想中要凝重许多。接到紧急通知的各单位负责人悉数到场:市国资委主任孙建国,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色平静,眼神深处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慎;市人社局局长赵东升,身材微胖,脸上习惯性地带着笑容,但此刻笑容有些勉强;市医保局局长李梅,一位干练的中年女性,眉头微蹙,翻看着带来的材料;北城区区长周海涛,相对年轻,但眉头锁得最紧,显然压力最大;信访局副局长张建军也在座。唐建科坐在主位,顾伟民在一旁记录。
“各位都到了,时间紧,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唐建科没有过多寒暄,开门见山,“昨天一纺厂职工集体上访的情况,徐秘书长和周书记都做了明确指示,要求我们成立联合调查组,彻底核查改制遗留问题,优先解决职工社保医保等紧迫诉求。今天这个会,就是启动会,也是情况摸底会。请各单位根据职责,先简要介绍一下你们掌握的一纺厂改制相关情况,特别是职工安置和社保医保问题的历史脉络、现状和存在的难点。”
他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国资委主任孙建国身上:“孙主任,国资委是国企改制的主管部门,先从你们开始吧。”
孙建国清了清嗓子,不紧不慢地开口:“唐秘书长,各位同志。一纺厂改制是2008年的事情,当时是按照国家和省里的政策精神,依法依规进行的破产重组。国资委这边存档的,主要是当时的改制批复文件、资产评估报告、职工安置方案的原则性框架以及新企业(现在的恒源纺织)的股权结构文件。具体的安置协议签订、资金发放、社保接续等执行层面的操作,主要由当时的企业清算组和北城区政府负责落实。”他几句话,先将国资委的责任界定在“政策批复和宏观监管”层面,将具体执行推给了区和原企业。
唐建科不动声色,看向北城区区长周海涛。
周海涛连忙接话,语气带着无奈:“秘书长,各位领导。一纺厂改制时,区里确实承担了大量的具体协调工作。但当时区财政也非常困难,主要是配合市里的统一部署,督促清算组落实安置方案。时间过去十年了,当时经手的工作人员很多都已调离或退休,很多原始凭证和协议底单,查找起来需要时间。而且,当时情况复杂,部分职工选择了不同的安置方式,有的买断工龄,有的进入新企业,还有一部分协保、内退的,情况不一,需要逐一核对。”
“也就是说,目前区里也无法立刻提供完整的、能够清晰反映每个职工安置和社保接续情况的明细台账?”唐建科追问。
周海涛面露难色:“这个……确实需要时间整理核实。我们回去后立刻组织专人,翻找历史档案。”
唐建科点点头,目光转向人社局局长赵东升和医保局局长李梅。
赵东升接过话茬,笑容有些发苦:“秘书长,社保系统里可以查到每个参保人的缴费记录。但一纺厂的问题在于,改制时涉及的人员,其社保关系有的转到了新企业,有的转为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费,还有一部分……可能存在断档。系统只能显示缴费状态,但断档的原因是什么?是个人原因未缴,还是单位应缴未缴?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安置协议和资金划转凭证来判断。这部分关键信息,可能还是在企业清算组和区县的原始档案里。”
李梅的发言更直接:“医保情况类似。而且医保系统联网是后来才完善的,十年前的数据可能存在迁移不全或信息不准的情况。要厘清每个人的历史欠费情况,工作量非常大,而且需要其他部门提供准确的劳动关系和应缴金额依据。”
一圈情况介绍下来,唐建科的心沉了下去。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棘手。各部门的说辞虽有差异,但指向一个共同点:核心的、能够明确责任的历史执行细节和原始凭证,似乎都模糊不清,或者被推到了“需要时间查找”的“历史档案”和“已解散的清算组”身上。这像是一团迷雾,看似每个部门都沾点边,但又都似乎无法提供决定性的证据链。
“各位的介绍我都听了。”唐建科语气平稳,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情况很明确,问题客观存在,群众诉求合理且紧迫。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首要障碍,是信息碎片化,责任链条不清晰。这不符合市委快速查明情况、解决问题的要求。”
他停顿一下,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每一个人:“我不管十年前的具体执行是如何分工的,但现在,解决问题是市委交给我们的共同任务。我们必须打破部门界限,形成合力。”
他开始部署,语速加快,条理清晰:“第一,成立联合调查组。组长由我担任,副组长请孙主任、周区长担任。成员包括人社局、医保局、信访局分管领导及相关处室负责人。办公室设在市委办公厅,顾伟民同志担任联络员。” 他直接明确了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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