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七年四月的南京，春意已浓。秦淮河畔柳色新绿，但监国行在的文华殿内，气氛却比料峭春寒时更加肃穆凝重。巨大的紫檀木长案上，堆积着来自度支司、户部、工部、兵部等各衙门的册籍、图册与奏报，几乎将御案淹没。空气中弥漫着墨香、纸香，以及一种压抑已久的、对确切数字的渴望与不安。
殿内，监国朱常沅端坐于案后，虽面色依旧沉静，但微微泛着血丝的眼睛，显示出他连日来审阅文牍的辛劳。殿下，刚从湖广前线返回述职的镇粤公李元胤、度支使沈廷扬、户部尚书万元吉、兵部尚书吕大器、工部尚书何楷，以及监国妃沐涵等核心重臣齐聚一堂。每个人面前都摊开着账册，人人面色肃然，等待着度支司对去岁（永历十六年）全年及今春海贸收支的最终核报。
这是永历朝廷南迁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实现“岁入岁出大致相抵”的财政会议。成败与否，关乎国运人心。
“开始吧。”朱常沅的声音打破了沉寂。
“臣遵旨。”沈廷扬深吸一口气，这位数月来为筹措粮饷几乎愁白了头的老臣，今日气色稍缓，但神情依旧紧绷。他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永历十六年天下度支总览图》前，手持细长的竹鞭，开始陈述。图表上以不同颜色清晰标注了朝廷实际控制两广、江西、贵州、湖南、浙江、半控制（拉锯）及对峙的区域云南、福建、湖北、安徽、江苏。
“监国，诸位大人。经度支司会同户部、各布政使司最终核验，永历十六年，朝廷实际控制区岁入总账，已初步厘清。”沈廷扬的声音在殿中清晰回荡，竹鞭首先点在朝廷的核心区域。
“岁入大宗，首推田赋丁银。”竹鞭重点划过南直隶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五府及扬州一部，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北部沿海府县。“此为我朝根本财赋之地，去岁暂无大战侵扰，劝农稍见成效，全年实征粮米 一百八十万石，折色银 九十万两。” 接着，竹鞭移向江西大部（南昌、九江、袁州、临江、吉安、抚州等）、福建西路（福州、兴化北、延平、建宁、汀州、邵武）、广东大部、广西，以及湖南的宝庆、永州、郴州等南部州府。“此等新复或半控之地，田赋或因战乱未复，或征收不易，合计征得粮米 一百二十万石，折色银 五十万两。” 最后，竹鞭轻点云南、贵州。“滇、黔地瘠民贫，且为前线，赋税多留本地军用，解送朝廷甚少，合计约粮米二十万石，银五万两。” 他总结道：“田赋丁银总计：粮米三百二十万石，银一百四十五万两。 然此额已较万历年间十不存三，且江西、湖南、江苏等多有积欠。”
众人默然。这个数字，仅能勉强供养中枢、禁卫及重点方向的基本开支。
“其次，盐、茶、矿、关等专项税课。”竹鞭移向沿海和重要商路节点。“两淮盐区 大半沦陷，仅通州、泰州 部分盐场在控，盐课锐减，实收八万两；两浙盐课 得十万两；广东、福建盐课合计十二万两。茶引 银因皖南、闽北 茶区不稳，仅得五万两。各地钞关（如九江、赣州、韶关）、工关税 银十万两。矿税（云南铜银、江西 金铜、广东 铁）微薄，约四万两。此项合计约四十九万两。”
“第三，亦是去年新开之源，海贸市舶之税。”沈廷扬的语气略微提高，竹鞭重点圈划广州、泉州（与郑成功分治）、福州、宁波 等地。“自去岁夏试行，至年底，广州 一口，实收市舶税银 十八万两；宁波 口（受浙东海盗及郑氏船队挤压）收三万两；福州 口（受郑氏挤压）收四万两；泉州 口（郑成功控制，朝廷按约分润）得三万两。另，官营海贸船队首航净利约八万两。海贸相关岁入，合计约三十六万两。”
听到这里，李元胤微微颔首，吕大器等人也露出些许振奋之色。海贸初开，便有如此进项，且潜力巨大，实乃意外之喜。
“此外，尚有捐输、开纳（非常设）、籍没 等杂项收入，约十二万两。”沈廷扬总结道：“综上所述，永历十六年，朝廷岁入总计约为：粮米三百二十万石，银二百四十二万两。”
殿中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二百四十二万两白银，听起来不少，但要知道，崇祯朝鼎盛时，岁入可达两千万两以上！如今仅余八分之一。然而，在疆土丧失大半、战乱不休的情况下，能收到这个数字，已是沈廷扬等人呕心沥血的结果。
“岁出呢？”朱常沅直接问到了关键。
沈廷扬翻开支出一册，声音变得沉重：“岁出之大宗，首在军饷。”竹鞭扫过地图上漫长的对峙线。“湖广-淮西 方向，”竹鞭重点落在武昌、岳州、长沙 及淮河 南岸一线，“此为抵御虏酋洪承畴、线国安 主力之前线，堵胤锡、张先壁、刘体纯 等部，精兵约八万，直面江北虏军，消耗最大，年需饷银一百万两，粮米六十万石（部分可就地筹措，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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