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完借据,周木心里松了口气,想着终于能拿到钱给父母治病,把豆腐店开起来了,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伸手就要去接廖廷贵递过来的钱。可没等周木碰到钱,廖廷贵又把手缩了回去,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说道:“小老弟,别急啊,还有个事儿跟你说。这十吊钱,我不能一下子都给你现钱,只能先给你九吊的‘日子条’——就是我们万珍楼的欠条,下个月才能凭着这日子条到账房取现钱。剩下的一吊钱,就当是手续费了。”周木一听,急得跳了起来:“廖管事,您这不是坑人吗?我要现钱急用啊,要给我爹娘抓药,还要买黄豆,没有现钱我怎么弄啊?您要是给我日子条,我这个月怎么过啊?”廖廷贵撇了撇嘴,一脸不屑地说:“急什么急?这是我们万珍楼的规矩,不管谁借钱都是这样,我能借给你钱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周木急得满头大汗,拉着廖廷贵的胳膊说:“廖管事,您行行好,我真的急用现钱,您就给我点现钱吧,不然我爹娘的病就耽误了。”廖廷贵见周木急成这样,心里暗自得意,故意沉吟了半天,才说道:“也罢,看你小子怪可怜的,我就破个例。要现钱也可以,不过得打个折,一吊钱只给八百文,十吊钱给你八吊文现钱,你看行不行?不行就算了,这钱我还不借了呢。”周木看着廖廷贵那副得意的嘴脸,心里又气又恨,可转念一想,有总比没有好,八吊文现钱虽然少,但也能勉强买些黄豆和药了。他咬了咬牙,强压下心里的怒火,点了点头:“好,我同意。”廖廷贵嘿嘿一笑,转身进了账房,过了半天,才慢悠悠地出来,手里拿着一摞铜钱,递给周木:“点一下吧,七吊二百文,没错吧?”周木一愣:“廖管事,您不是说给八吊文吗?怎么才七吊二百文?”廖廷贵眼睛一瞪:“你小子怎么回事?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一吊钱给八百文,十吊钱就是八千文,也就是八吊文,可你签借据的时候,不是说只借十吊钱吗?这十吊钱里,有一吊钱是手续费,所以只能给你九吊钱的折后价,九吊钱乘以八百文,就是七千二百文,也就是七吊二百文,没错啊。”周木被廖廷贵绕得晕头转向,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他看了看廖廷贵身后站着的两个凶神恶煞的家丁,知道再争辩也没用,只能忍气吞声,接过铜钱,数了数,确认是七吊二百文,然后转身离开了万珍楼。走在大街上,周木手里攥着冰冷的铜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苦又辣。
周木急匆匆地回到家,把铜钱倒在桌子上,和父亲周得山一起数了起来。可数来数去,都只有五千八百文,也就是五吊八百文。周得山皱着眉头问:“木啊,你不是说借了七吊二百文吗?怎么才五吊八百文?”周木叹了口气,把廖廷贵怎么克扣钱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周得山听完,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万珍楼的方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这简直是强盗!是土匪!”周氏躺在病床上,听了儿子的话,忍不住哭了起来:“他爹,这可怎么办啊?这么点钱,够买什么的啊?”周家三口看着桌子上那少得可怜的铜钱,欲哭无泪。可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咬着牙干了。周得山强打起精神,对儿子说:“木啊,别哭,咱们先去买些黄豆和药,把店开起来再说,只要店开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周木点了点头,擦干眼泪,拿着钱去街上买了几斗黄豆,又去药铺给父母抓了些最便宜的草药。回到家,周得山不顾身体虚弱,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和儿子一起泡黄豆、洗磨盘。因为没有钱请伙计,所有的活儿都得父子俩自己干,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泡豆、磨浆、点卤、压豆腐,一直忙到深夜。周得山年纪大了,又刚病好,推起磨来很吃力,没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周木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主动承担了大部分的活儿,磨浆、挑水、卖豆腐,每天累得腰酸背痛,倒头就睡。因为钱不够,买的黄豆都是些次品,磨出来的豆腐口感不如以前,生意也大不如前,每天卖出去的豆腐寥寥无几。而且因为秋雨连绵,街上的行人也少了,生意更是雪上加霜。一家人省吃俭用,每天只喝些稀粥,就着咸菜度日,把省下来的钱都攒着,准备还利息。可即便如此,一个月下来,除去买黄豆的钱和一家人的吃喝用度,也只赚了一百多文钱,连一吊钱的利息都不够。看着那一百多文钱,周得山夫妻俩愁得睡不着觉,周木更是整日唉声叹气。
转眼就到了还利息的日子,这天上午,天空飘着细雨,廖廷贵亲自带着两个家丁,穿着绸缎衣服,打着油纸伞,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周记豆腐店。此时周得山正在磨豆腐,身上沾满了豆浆和汗水,见廖廷贵来了,连忙停下手里的活儿,用围裙擦了擦手,陪着笑脸迎了上去:“廖管事,您来了?快请进,里面坐。”廖廷贵看了看店里的破破烂烂,又看了看周得山身上的脏衣服,皱了皱眉头,不屑地说:“坐就不必了,我还有事儿呢。今天是还利息的日子,一吊钱,赶紧拿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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