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可见农户院中倒毙的耕牛，有些尚未断气，躺在泥泞中哀鸣。
当地吏员与太仆派来的兽医，个个愁眉苦脸，疲于奔命。
马援不顾旅途劳顿，立刻投入工作。
他首先要求当地县令，严格执行隔离措施：将已出现疫情的村庄划为“疫区”，严控出入；病牛立即隔离，与健康牛群分开；死牛尸体由专人负责，运至远离水源、村庄的偏僻处深埋，并撒上石灰；所有接触过病牛的人员，需用烈酒洗手、更衣，并观察数日。
随后，他带着助手，穿上简易防护，亲自查验病牛。
他仔细检查病牛的口鼻、眼睛、蹄部，触摸体表温度，观察排泄物，甚至冒险采集了少量病牛的口涎、血液样本。
其严谨、专业、且无畏的态度，让原本有些轻视这位“马医”的当地吏员和太仆兽医，肃然起敬。
结合症状观察与自己对陇西“牛瘟”的记忆，马援初步判断，此疫很可能是某种烈性、可通过接触与飞沫传播的畜疫。
他决定双管齐下：一是沿用并改良当年羌人的草药方，以内服外敷，尝试治疗已发病的牛只，延缓死亡，减轻痛苦；二是利用天工院提供的“烈酒”和几种具有强烈气味的草药，配制“消毒药水”和“熏烟”，对牛舍、器具、乃至村庄道路进行大面积喷洒、熏蒸，杀灭“毒气”，切断传播途径。
治疗方面，马援根据关中本地药草种类，调整了羌人药方，以清热、解毒、强心为主。
他亲自带人上山采药，指挥助手煎煮，并亲自为病牛灌服、敷药。
有些病牛病情过重，灌服艰难，他便设法用竹管从鼻孔导入。
其耐心与细致，令人动容。
防疫方面，他制定了严格的规程。要求各村每日用“消毒药水”喷洒牛舍、院落；在村庄出入口设置“消毒池”；村民进出需用烈酒净手；更组织人力，收集大量艾草、苍术等，在村庄四周及牛舍内定时熏烟。
这些措施，虽然原始，但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下，已是能做到的极致。
起初，效果并不明显，病牛仍在死亡，疫情似乎仍在扩散。当地一些愚昧村民甚至开始谣传，这是“天谴”，或指责马援的“怪法”惹怒了牛神。
马援不为所动，顶住压力，坚持执行。
他深知，疫病控制需要时间，阻断传播比治疗已病者更为关键。
萧何在咸阳，通过每日快马传递的简报，密切关注着疫区情况，并随时调配马援所需的任何物资。
秦风也数次去信，给予马援坚定的支持。
坚持了十余日后，转机终于出现。首先是在严格执行隔离、消毒措施的村庄，新发疫病的牛只开始减少。
接着，一些症状较轻、经马援药方治疗的病牛，病情开始稳定，甚至有几头出现了好转的迹象，退烧，食欲渐复。
虽然重症者仍难免一死，但死亡率开始明显下降。
消息传开，绝望中的农户们看到了希望，对马援的态度从怀疑、抵触，转变为感激、信赖。
他们开始积极配合各项防疫措施，主动上报疫情，协助处理死牛。太仆的兽医也虚心向马援请教，学习其防治方法。
又过半月，疫情最严重的泾阳县，率先实现了新增病例的零报告。
随后，高陵、栎阳等县的疫情也相继得到控制，蔓延之势被彻底遏制。
虽然此次牛疫造成了数千头耕牛的损失，但相比最初可能出现的毁灭性局面，已是万幸。
更重要的是，马援摸索出的这套“隔离、消毒、治疗相结合”的综合性防疫方法，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为日后应对类似畜疫，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当马援带着疲惫却欣慰的笑容，返回咸阳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太仆卿亲自到天工院致谢，盛赞马援“妙手仁心，活牛无数，功在社稷”。
关中各地郡县也纷纷送来谢函与民间的“万民伞”。
始皇得知牛疫得控，龙颜大悦，再次下诏褒奖马援及天工院：“马援临危受命，不避艰险，以奇术活耕牛，安民心，固国本，实乃国士。赐金帛，擢为太仆丞，仍领天工院马政监事。天工院急公好义，屡解国难，着再加赏。”
马援之名，由此传遍关中，其“马神医”的称号，前面又加上了“牛”字，被百姓尊称为“牛马神医”。
而天工院，不仅再次证明了其在“格物”层面的价值，更在“佑民”层面，展现了深厚的责任感与强大的行动力。
经此一役，天工院在关中百姓心中的地位，愈发崇高。
而其“利国利民”的院旨，也通过马援那沾满泥污与药草汁的双手，深深地植根于这片帝国最丰饶的土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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