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的铁门在身后重重关上时，谷宸被那声音震得浑身一颤。
他站在三月的风里，手里捏着一个薄薄的塑料袋——里面装着释放证明、几件旧衣服，还有监狱发的三百块钱路费。风很冷，吹得他单薄的囚服紧紧贴在身上，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五年了。
他抬头看天，天空是灰蒙蒙的，和五年前进去时没什么两样。可他知道，什么都变了。他变了，这个世界也变了。
左腿传来一阵钻心的疼。他低下头，看着那条腿——因为当年在监狱里被打断后没得到及时治疗，骨头长歪了，现在走路一瘸一拐，稍微走快点就疼得冒冷汗。医生说，这辈子就这样了，治不好。
谷宸拖着那条残腿，慢慢往公路方向挪。每走一步，左腿就像被针扎一样疼。他咬着牙，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
从监狱到最近的公交车站，有三里路。五年前他被押送进来时，坐的是警车，没觉得远。现在自己走，这三里路漫长得像没有尽头。
走了大概一里，他就喘得不行了。靠在路边的树上休息，看着远处偶尔驶过的车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甚至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他穿着囚服，拖着瘸腿，谁都知道这是什么人。
谷宸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第一次出狱时的场景。那时候他还年轻，虽然也落魄，但至少身体健全，心里还憋着一股“要翻身”的劲儿。可现在呢？他摸了摸自己凹陷的脸颊，摸到了粗糙的胡茬和凸起的颧骨。他才三十六岁，可看起来像五十多岁。
休息了十几分钟，他继续往前走。太阳渐渐升高，照在身上却没什么暖意。终于走到公交车站时，他的囚服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了一片。
车站很简陋，只有一个生锈的铁牌子。谷宸看了看站牌，只有一路车，通往县城。他摸了摸口袋里的三百块钱，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
投币两元。他捏着皱巴巴的纸币，手有些抖。司机瞥了他一眼，眼神里满是嫌弃，没说话。
车上人不多，谷宸找了个最后排的角落坐下。车窗玻璃映出他的脸——憔悴，苍老，眼神浑浊。他不敢多看，转过头看向窗外。
农田，村庄，偶尔经过的工厂。这一切都陌生又熟悉。五年时间，外面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变的可能是新建的楼房，没变的是人们看他这种人的眼神——那种看垃圾一样的眼神。
到了县城，谷宸在汽车站下了车。他需要找个地方换身衣服，这身囚服太扎眼。可走了几家服装店，最便宜的T恤也要四五十块。他捏着口袋里剩下的二百九十八块钱，最终没舍得。
在街角看到一个卖旧衣服的地摊，他蹲下来翻找。摊主是个老头，看他这副样子，皱眉说：“这些都是别人不要的，不嫌弃你就挑。”
谷宸挑了一条灰色的运动裤，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都是半旧的，但至少不是囚服。一共二十块。他又花五块钱买了双解放鞋——囚鞋太薄，他的脚冻得发麻。
在公共厕所换了衣服，把囚服塞进塑料袋，扔进了垃圾桶。看着那身衣服消失，谷宸心里却没有轻松的感觉。衣服能换，可身上的烙印换不掉。
肚子咕咕叫起来。他从昨晚到现在什么都没吃。监狱里的最后一顿饭是馒头咸菜，他没什么胃口，只吃了半个。
路边有家包子铺，热气腾腾。谷宸站在门口，闻着肉包的香味，喉咙动了动。一个包子两块钱，他买了两个，又要了一碗免费的稀粥，坐在角落的塑料凳上狼吞虎咽。
真香啊。他几乎要哭出来。监狱里的伙食永远都是一个味道，清汤寡水，勉强果腹。这两个肉包，是他五年来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吃完包子，他数了数剩下的钱：二百七十三块。这点钱，能干什么？
他拖着瘸腿在县城里转悠。路过一家职业介绍所，他犹豫着走进去。接待的是个中年女人，抬头看他一眼，眉头就皱起来了。
“找什么工作？”
“我...什么都能干。”谷宸说，“保洁、搬运、看门都行。”
女人打量着他：“有身份证吗？”
“有。”谷宸掏出释放时发还的身份证。
女人接过看了一眼，又抬眼看他：“刚出来的？”
谷宸点点头。
“那不行。”女人把身份证推回来，“我们这儿介绍的工作，人家都要查背景。你这样的，没人敢要。”
“我可以干最累最脏的活，工资低点也行...”谷宸急急地说。
女人摇头：“不是工资的问题。现在稍微正规点的单位都要无犯罪记录证明。你去工地看看，也许有包工头敢用你。”
谷宸默默收起身份证，一瘸一拐地走出门。他知道女人说的是实话。有案底的人，在这个社会寸步难行。
他去了几个工地。有的听说他是刚出狱的，直接摆手让他走。有的看他瘸着腿，说：“我们这儿都是重活，你这腿不行。”
转悠到下午，工作没找到，腿疼得更厉害了。他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下，卷起裤腿看了看——左小腿肿胀着，皮肤发红发亮。他轻轻按了按，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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