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庄严肃穆。高悬的国徽下，审判长端坐正中，两侧是神情肃穆的陪审员。旁听席上坐满了人，除了例行公事的媒体记者，还有宋雨晴的父母宋建国、王雅娟，闺蜜李薇，以及一些与案件相关或纯粹出于关注而来的旁听者。空气仿佛凝固了，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力，只有偶尔响起的咳嗽声或纸张翻动的窸窣声打破沉寂。
宋雨晴坐在公诉人旁边的证人席上，一身简洁的深灰色西装套裙，长发整齐地束在脑后，妆容清淡。她的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指尖微微泛白，泄露了内心的紧张，但她的背脊挺得笔直，目光平静地注视着前方。她今天不是作为宋家大小姐，而是作为案件受害者、关键证人坐在这里。
被告席上，赵东阳穿着不合身的看守所马甲，头发被剃短，露出青色的头皮。比起几个月前那疯狂狰狞的模样，他此刻显得萎靡、灰败，眼窝深陷，眼神涣散，只有偶尔扫向公诉席或证人席时，眼底会掠过一丝怨毒和不甘，但很快又被巨大的恐惧取代。他身旁坐着法院指派的辩护律师，一位看起来经验丰富但面对眼前案卷眉头紧锁的中年男人。
“现在开庭！”审判长敲响法槌，声音洪亮，“传被告人赵东阳到庭！”
庭审按照法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核对身份，告知权利，宣读起诉书……当公诉人用清晰有力的声音，逐项宣读赵东阳涉嫌的绑架（未遂）、敲诈勒索、商业欺诈、合同诈骗等罪名时，旁听席上响起低低的吸气声。如此多的罪名叠加，性质之严重，令人侧目。
举证质证环节，是这场庭审的核心与高潮。
公诉人首先出示了绑架案的证据。警方在废弃仓库提取的脚印、指纹，与赵东阳进行比对；那辆被遗弃的银色面包车，经查系被盗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赵东阳的DNA；最重要的，是宋雨晴那部手机里，通过技术恢复的、案发前后与赵东阳号码的异常通讯记录（尽管被删除），以及李薇提供的、那段记录了赵东阳威胁和宋雨晴异常“求救”的通话录音（警方已做技术处理，凸显有效信息）。
辩护律师试图质疑绑架的“故意”和“暴力程度”，声称赵东阳只是“情绪激动下想找宋雨晴女士理论，方式过激”，甚至暗示宋雨晴可能“自愿”前往或有所“夸大”。但公诉人随即出示了宋雨晴手腕的伤情鉴定照片（清晰的红肿勒痕）、肩部淤青的照片，以及现场勘验发现的、被赵东阳丢弃的那把匕首的照片和鉴定报告（刀柄有赵东阳指纹）。证据环环相扣，形成铁壁。
轮到宋雨晴出庭作证。
“证人宋雨晴，请你如实陈述本年三月十二日晚，你被被告人赵东阳挟持的经过。”审判长道。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她能感觉到旁听席上父母担忧的注视，也能感觉到被告席上赵东阳那如同毒蛇般阴冷的视线。
她微微吸了一口气，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向审判长，开始陈述。她的声音起初有些低，但很快稳定下来，清晰、平稳、有条理。她复述了那天晚上的遭遇，从被挟持、塞进面包车、带到废弃仓库，到赵东阳的威胁、亮出匕首、逼迫她打电话……她的叙述与之前向警方、检察机关所做的证词完全一致，细节翔实，逻辑严密。
当辩护律师起身进行交叉询问时，气氛骤然紧绷。
“宋小姐，你刚才提到，被告人曾是你比较信任的朋友，你们之前有过不少交往，对吗？”辩护律师的问题带着诱导性。
“是的，曾经是。”宋雨晴坦然承认，“但这与我被他绑架、威胁是两回事。过去的信任，不能成为他后来犯罪的理由。”
“据我们了解，在案发前一段时间，你与被告人之间似乎存在一些经济或情感上的纠纷？是否因此导致他情绪失控？”律师试图将话题引向“纠纷引发冲突”。
宋雨晴微微蹙眉，随即冷静地回答：“没有经济纠纷。情感上，我早已明确拒绝他的不当靠近，并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他的情绪失控，源于他自身触犯法律后对法律制裁的恐惧，与我个人无关。这一点，他在绑架过程中反复叫嚣的，是要求我联系秦砚先生撤销调查，而非解决与我个人的所谓‘纠纷’。”她的回答直指要害，撇清了个人因素，紧扣赵东阳的犯罪动机。
辩护律师被噎了一下，换了个方向：“那么，关于秦砚先生对被告人的调查，你事先知情并参与了吗？你是否希望借助秦先生的力量来打击报复被告人？”
这个问题更加尖锐，甚至隐含陷阱。旁听席上的宋建国脸色一沉，李薇也捏紧了拳头。
宋雨晴沉默了两秒，法庭里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然后，她清晰地说道：“我对秦砚先生是否调查赵东阳、调查到何种程度，并不完全知情。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我从未要求，也无意借助任何人的力量去‘打击报复’谁。我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我是这起绑架案的直接受害者，我有义务如实陈述我所经历的事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我个人的合法权益。我的目的很简单，让触犯法律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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