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一边说话一边走出会议室。经过咖啡机时，周景文问：“要咖啡吗？”
“我自己来就好。”宋雨晴拿起自己的杯子。
“那我就不客气了。”周景文接了一杯黑咖啡，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奶，“下午还要去泰特现代美术馆看一个新展，需要咖啡因支撑。”
“是那个‘边界与过渡’的展吗？”宋雨晴问。
“你也知道？”周景文有些意外。
“看过预告，一直想去还没时间。”宋雨晴实话实说，“实习加上课，时间排得太满。”
周景文看了看表：“如果感兴趣，周五下午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我和策展人认识，可以安排一个简短的导览。”
这个邀请来得突然。宋雨晴顿了顿，礼貌地婉拒：“谢谢，不过周五下午我有课。”
“那真遗憾。”周景文没有坚持，“下次有机会吧。”
回到工位后，宋雨晴没有多想。工作中遇到同行互相交流观展心得很正常，周景文的邀请也许只是礼节性的。
但接下来的一周，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两次。
一次是周二中午，在基金会楼下的咖啡馆。宋雨晴正独自吃三明治看资料，周景文端着餐盘走过来：“介意我坐这里吗？”
“请坐。”宋雨晴挪了挪桌上的资料。
两人聊了会儿工作，周景文很自然地谈到自己最近的写作计划——他正在为一家艺术杂志撰写关于亚洲当代艺术市场全球化的系列文章。
“我采访了几位画廊主和收藏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周景文说，“西方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接受，往往带着某种‘东方想象’的滤镜。艺术家们一方面要面对这种误读，另一方面又要利用这种误读打开市场。很矛盾，但也很有研究价值。”
这个话题恰好触动了宋雨晴的兴趣。她放下手中的三明治，认真地说：“我在期末论文里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文化转译过程中的创造性误读，有时候反而能催生新的艺术语言。”
“你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周景文眼睛一亮，“方便给我看看吗？我最近在写的文章正好缺一些学术层面的支撑。”
宋雨晴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我回去发你。”
“太好了。”周景文笑容真诚，“作为交换，我可以把采访的原始录音整理稿发你，也许对你的研究有帮助。”
另一次是周五下班后。宋雨晴正准备离开，周景文从办公室出来：“回家吗？我也往那个方向，可以一起走到地铁站。”
伦敦冬天天黑得早，路上确实不太安全。宋雨晴没有拒绝：“好。”
两人并肩走在湿冷的街道上。路灯已经亮起，在石板路上投下昏黄的光晕。
“在伦敦还习惯吗？”周景文问。
“还行，就是天气不太适应。”宋雨晴实话实说，“总是下雨。”
“我刚来时也不习惯。”周景文说，“不过待久了发现，这种天气很适合待在室内看书、写作。你呢？除了学习工作，平时有什么爱好？”
“没什么特别的，看看展，看看书。”宋雨晴说，“时间不够用。”
“看得出来你很拼。”周景文侧头看她，“我注意到你总是最早到办公室，最晚离开。”
宋雨晴笑了笑：“基础差，只能多花时间。”
“你太谦虚了。”周景文摇头，“艾米丽很少夸人，但她私下跟我说过，你做事很扎实，思考也深入。这在年轻策展人里很难得。”
这话说得直接，宋雨晴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地铁站到了。周景文停下脚步，看着她：“周末有什么计划吗？”
“在家看书，准备下周的课。”宋雨晴说。
“如果改变主意想去看展，随时联系我。”周景文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宋雨晴接过名片，点点头：“好，谢谢。”
地铁来了，两人上了不同的方向。
回去的路上，宋雨晴握着那张名片，心里有些复杂。周景文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工作上频繁接触，主动分享资源，邀请看展，询问私人生活，赞美她的能力。
这不是普通的同事或同行交流。
她不是未经世事的少女，能感受到那种温和但明确的追求信号。
平心而论，周景文条件很好。三十岁左右就在圈内站稳脚跟，家境据说也不错——她听戴维提过，周家在国内做文化产业，背景深厚。本人有才华，待人接物也得体，没有一般富家子弟的骄矜。
更重要的是，他欣赏她的专业能力，不是把她当作需要照顾的女性，而是平等的同行。
如果是一年前的自己，面对这样的追求，或许会心动，或许会犹豫。
但现在，她的心很平静。
回到公寓，她将名片放进书桌抽屉里，没有存他的号码。然后打开电脑，开始写下周要交的作业。
周末两天，她真的在家看书。周日下午，手机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我是周景文。今天在V&A博物馆看一个中国丝绸展，想起你可能会感兴趣。展期到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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