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的1月末,零下18℃的低温让市中心主干道的沟槽里结满了厚冰,刚安装好的铁制水管被冻得像一块冰冷的铁块。列维蹲在沟槽边,手里拿着一根温度计,探头插进水管旁的泥土里,红色的酒精柱停在零下12℃——这个温度远低于铁管的安全工作温度,要是不做防冻处理,开春解冻时水管很可能因为冻胀开裂。
“列维先生,刚才科恩工程师来看过,说要是下周再降温到零下25℃,水管的接口会冻裂,到时候整个市中心的供水都会断。”作坊主管搓着手,哈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瞬间消散,他的棉鞋上沾着冰碴,每走一步都在冰面上留下“咯吱”的响声。
列维站起身,跺了跺冻得发麻的脚,目光落在沟槽旁的积雪上。19世纪的城市供水还没有现代防冻技术,只能靠“物理保温”——要么把水管埋得更深(至少在冻土层以下1.5米),要么用保温材料包裹水管。可现在水管已经安装好了,埋深只有1米,只能用第二种方法。“你立刻去仓库拉500米麻布和200公斤羊毛,”列维对主管说,“让工人把麻布浸上沥青,裹在水管外面,再铺上羊毛,最后用土压实,这样能隔绝冷空气,至少能让水管温度提高5℃。”
主管点点头,转身跑向作坊。列维则走到市政厅的临时办公室,科恩工程师正对着一张水管分布图发愁,看到列维进来,立刻迎上去:“列维先生,我刚收到气象站的消息,三天后有一股冷空气南下,最低温度会到零下28℃,你的保温方法能顶住吗?”
“不一定,但我们还有备用方案,”列维递过一张草图,上面画着在水管旁挖掘的“保温沟”,“我们在水管两侧各挖一条半米深的沟,里面填上干稻草,稻草能隔绝冻土层的寒气,再配合麻布和羊毛的包裹,应该能顶住。不过需要加派工人,三天内必须完成,得再雇20个临时工人。”
科恩看着草图,眉头渐渐舒展:“这个方法可行,雇人的费用市政厅出,你尽快安排,一定要保住水管。”
当天下午,20个临时工人就赶到了工地。他们大多是附近的农民,穿着厚重的羊皮袄,手里拿着铁镐和铁锹,开始在水管两侧挖掘保温沟。冻土硬得像石头,铁镐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工人只能先用炭火烘烤冻土,等表层融化后再挖。列维也加入进来,帮着搬运稻草,他的羊毛手套很快就沾满了泥土和冰碴,手指冻得几乎失去知觉,只能时不时放进怀里暖一暖。
两天后,保温沟终于挖完,500米长的水管被裹上了浸过沥青的麻布,外面铺着厚厚的羊毛,最后用土压实。列维拿着温度计再次测量,水管旁的泥土温度升到了零下7℃,比之前高了5℃。“再等冷空气来检验了,”列维松了口气,坐在工地旁的马车上,喝着热麦酒,看着工人们收拾工具——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48小时,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却难掩成功的喜悦。
就在这时,作坊的年轻工人彼得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生锈的齿轮:“列维先生,给澳洲开采设备生产的齿轮,有10个出现了生锈问题,要是装在钻井机上,肯定会影响运转。”
列维心里一沉,接过齿轮——齿轮表面有一层暗红色的锈迹,是因为最近湿度太大,储存时没有做好防潮处理。“你立刻把所有齿轮都搬到烘干房,用炭火烘干,然后涂上机油,装在密封的木箱里,”列维说,“明天就要装船运往巴库,不能耽误澳洲的开采计划。另外,以后生产的零件,必须先烘干再储存,在木箱里放干燥剂,避免再出现生锈问题。”
彼得点点头,转身跑回作坊。列维看着远处的芬兰湾,海面上的浮冰还没有完全融化,“北极星号”就停在港口,等着装载这些零件。他心里默默祈祷:冷空气不要太猛,齿轮能顺利运走,芬兰的每一步都不能出岔子,否则会影响整个工业帝国的计划。
同一时间,巴库的第比利斯钢铁厂里,丝杠车床正在高速运转,“滋滋”的金属切削声从早到晚都不停。150毫米榴弹炮的炮管毛坯被固定在车床上,安东正操作着车床手柄,小心翼翼地打磨炮管内壁——这是最关键的工序,内壁的光滑度直接影响炮弹的发射精度,误差不能超过0.2毫米。
“安东,慢一点!进给量太大了!”尼古拉师傅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把游标卡尺,眼睛死死盯着炮管内壁,“刚才测量的误差已经到了0.18毫米,再快就超了!”
安东立刻放慢手柄的转动速度,额头上的汗珠滴落在车床上,很快就蒸发成细小的水珠。150毫米炮管的内壁比120毫米的粗很多,打磨时需要更大的切削力,丝杠车床的负荷也更大,之前已经因为进给量太大,导致刀具崩裂,报废了一根炮管毛坯,损失了500卢布。
查尔斯走进车间时,正好看到安东更换刀具——这是一把高速钢刀具(19世纪中后期已应用于机械加工),刀刃闪着冷光,比普通碳钢刀具更耐磨。“怎么样了?每天能加工几根炮管?”查尔斯走到车床旁,看着刚打磨好的一段内壁,用手指摸过,光滑得没有一丝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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