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的1月末，零下18℃的低温让市中心主干道的沟槽里结满了厚冰，刚安装好的铁制水管被冻得像一块冰冷的铁块。列维蹲在沟槽边，手里拿着一根温度计，探头插进水管旁的泥土里，红色的酒精柱停在零下12℃——这个温度远低于铁管的安全工作温度，要是不做防冻处理，开春解冻时水管很可能因为冻胀开裂。
“列维先生，刚才科恩工程师来看过，说要是下周再降温到零下25℃，水管的接口会冻裂，到时候整个市中心的供水都会断。”作坊主管搓着手，哈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瞬间消散，他的棉鞋上沾着冰碴，每走一步都在冰面上留下“咯吱”的响声。
列维站起身，跺了跺冻得发麻的脚，目光落在沟槽旁的积雪上。19世纪的城市供水还没有现代防冻技术，只能靠“物理保温”——要么把水管埋得更深（至少在冻土层以下1.5米），要么用保温材料包裹水管。可现在水管已经安装好了，埋深只有1米，只能用第二种方法。“你立刻去仓库拉500米麻布和200公斤羊毛，”列维对主管说，“让工人把麻布浸上沥青，裹在水管外面，再铺上羊毛，最后用土压实，这样能隔绝冷空气，至少能让水管温度提高5℃。”
主管点点头，转身跑向作坊。列维则走到市政厅的临时办公室，科恩工程师正对着一张水管分布图发愁，看到列维进来，立刻迎上去：“列维先生，我刚收到气象站的消息，三天后有一股冷空气南下，最低温度会到零下28℃，你的保温方法能顶住吗？”
“不一定，但我们还有备用方案，”列维递过一张草图，上面画着在水管旁挖掘的“保温沟”，“我们在水管两侧各挖一条半米深的沟，里面填上干稻草，稻草能隔绝冻土层的寒气，再配合麻布和羊毛的包裹，应该能顶住。不过需要加派工人，三天内必须完成，得再雇20个临时工人。”
科恩看着草图，眉头渐渐舒展：“这个方法可行，雇人的费用市政厅出，你尽快安排，一定要保住水管。”
当天下午，20个临时工人就赶到了工地。他们大多是附近的农民，穿着厚重的羊皮袄，手里拿着铁镐和铁锹，开始在水管两侧挖掘保温沟。冻土硬得像石头，铁镐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工人只能先用炭火烘烤冻土，等表层融化后再挖。列维也加入进来，帮着搬运稻草，他的羊毛手套很快就沾满了泥土和冰碴，手指冻得几乎失去知觉，只能时不时放进怀里暖一暖。
两天后，保温沟终于挖完，500米长的水管被裹上了浸过沥青的麻布，外面铺着厚厚的羊毛，最后用土压实。列维拿着温度计再次测量，水管旁的泥土温度升到了零下7℃，比之前高了5℃。“再等冷空气来检验了，”列维松了口气，坐在工地旁的马车上，喝着热麦酒，看着工人们收拾工具——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48小时，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却难掩成功的喜悦。
就在这时，作坊的年轻工人彼得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生锈的齿轮：“列维先生，给澳洲开采设备生产的齿轮，有10个出现了生锈问题，要是装在钻井机上，肯定会影响运转。”
列维心里一沉，接过齿轮——齿轮表面有一层暗红色的锈迹，是因为最近湿度太大，储存时没有做好防潮处理。“你立刻把所有齿轮都搬到烘干房，用炭火烘干，然后涂上机油，装在密封的木箱里，”列维说，“明天就要装船运往巴库，不能耽误澳洲的开采计划。另外，以后生产的零件，必须先烘干再储存，在木箱里放干燥剂，避免再出现生锈问题。”
彼得点点头，转身跑回作坊。列维看着远处的芬兰湾，海面上的浮冰还没有完全融化，“北极星号”就停在港口，等着装载这些零件。他心里默默祈祷：冷空气不要太猛，齿轮能顺利运走，芬兰的每一步都不能出岔子，否则会影响整个工业帝国的计划。
同一时间，巴库的第比利斯钢铁厂里，丝杠车床正在高速运转，“滋滋”的金属切削声从早到晚都不停。150毫米榴弹炮的炮管毛坯被固定在车床上，安东正操作着车床手柄，小心翼翼地打磨炮管内壁——这是最关键的工序，内壁的光滑度直接影响炮弹的发射精度，误差不能超过0.2毫米。
“安东，慢一点！进给量太大了！”尼古拉师傅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把游标卡尺，眼睛死死盯着炮管内壁，“刚才测量的误差已经到了0.18毫米，再快就超了！”
安东立刻放慢手柄的转动速度，额头上的汗珠滴落在车床上，很快就蒸发成细小的水珠。150毫米炮管的内壁比120毫米的粗很多，打磨时需要更大的切削力，丝杠车床的负荷也更大，之前已经因为进给量太大，导致刀具崩裂，报废了一根炮管毛坯，损失了500卢布。
查尔斯走进车间时，正好看到安东更换刀具——这是一把高速钢刀具（19世纪中后期已应用于机械加工），刀刃闪着冷光，比普通碳钢刀具更耐磨。“怎么样了？每天能加工几根炮管？”查尔斯走到车床旁，看着刚打磨好的一段内壁，用手指摸过，光滑得没有一丝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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