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大厅,3月15日下午三时
辩论进行到第四个小时。大厅拱顶下的空气变得浑浊,混合着雪茄烟味、汗味、旧纸张的霉味。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在争论的人群中切出一道道明暗交界的界限。
博布里科夫总督终于抬起手。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全场瞬间安静。他站起身,没有走向讲台,就站在自己的席位前,声音不大,却像锤子敲在每个人心上。
“诸位,争吵无益。”他说,目光扫过全场,在科尔霍宁和曼纳海姆身上稍作停留,“帝国需要这笔税款,这是沙皇陛下的意志。但我也理解诸位的担忧。这样吧——”
他看向科尔霍宁:“税款可以分期支付,三年付清。第一年八十万卢布,第二年八十万卢布,第三年九十万卢布。这是底线。”
三年付清,压力稍减,但依然沉重。科尔霍宁快速心算:每年约二百二十五万马克,仍占财政收入的三成多。他握拐杖的手在颤抖,不是恐惧,是愤怒压制到极致的生理反应。
“总督阁下,”老议员的声音嘶哑了,“分期支付我们接受。但能否再降低总额?比如,降至二百万卢布?这样每年约一百八十万马克,工厂还能勉强维持,工人不至于大规模失业。”
博布里科夫摇头,动作很慢,但不容置疑:“二百五十万是圣彼得堡定的数字,我不能更改。不过……”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旁听席上那些工厂主,“如果议会顺利通过法案,我可以建议帝国,在关税、技术引进、原料采购等方面给予芬兰企业一定便利。毕竟,杀鸡取卵,智者不为。”
这是交换条件。曼纳海姆心里一紧。用模糊的“政策便利”换取特别税通过,听起来合理,但实质是:先让你们活着,但缰绳在我手里。
科尔霍宁沉默了。整个大厅都在等待他的回应。老人站在那里,背微微佝偻,阳光从他身后照来,在身前地板上投下一个长长的、颤抖的影子。曼纳海姆看见他花白的鬓角渗出细密的汗珠,看见他握拐杖的手背青筋暴起。
“我需要与同僚商议。”科尔霍宁最终说。
“可以。休会一小时。”博布里科夫站起身,深绿色制服的衣摆划出利落的弧线,转身从侧门离开。
实业派议员们涌进休息室。厚重的橡木门一关上,争论就爆发了。
“不能同意!这是勒索!答应了这一次,就有下一次!”
“但分期支付总比一次性付清好!硬抗的话,他们可能直接派兵接管工厂!”
“政策便利只是空话!俄国人什么时候说话算数过?”
“可我们有的选吗?议会外面就有俄国卫兵!”
曼纳海姆站在窗前,望着议会广场。一队俄国卫兵正在换岗,深绿色军装,锃亮的皮靴,肩上的步枪刺刀在午后阳光下闪着寒光。广场对面,几个工人代表聚在一起,朝议会大厦张望,表情焦虑。
“曼纳海姆,你怎么看?”科尔霍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休息室安静下来。十六位实业派议员,从二十八岁的曼纳海姆到七十三岁的科尔霍宁,全都看着他。这个最年轻的议员,在三个月前还只是个激进的理论家,现在却要在一场关乎芬兰工业生死的谈判中提供意见。
曼纳海姆转身,深吸一口气:“我认为,可以接受分期支付,但必须争取明确的补偿条件。不能只是‘政策便利’这种空话。比如,要求帝国书面保证:特别税为战时临时税,战后重新评估。比如,要求减免芬兰工业原料的进口关税,具体比例要写进协议。比如,要求帝国不得在税款支付期间,额外征收其他税费。”
一位老议员摇头,他是赫尔辛基大学的法学教授:“这些条件,俄国人不会答应。他们从不在文件里留下把柄。”
“不争取,就肯定没有。”曼纳海姆说,“而且,我们要利用议会程序,尽可能拖延。每拖延一天,我们就多一天准备时间。查尔斯先生那边可以调整账目,转移部分资金,提前支付一些必要投资。伊万厂长可以加快二号平炉改造进度,造成既成事实。帕维莱宁教授……”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可以把一些敏感的实验设备提前转移。总之,我们要在谈判的同时,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科尔霍宁思考良久。老人走到窗前,望着广场上那些俄国卫兵,望着远处赫尔辛基港的烟囱,望着这座城市在三月残雪中倔强挺立的轮廓。
“好。”他最终说,声音疲惫但坚定,“一会儿复会,我来提这些条件。但估计会被驳回。最后可能还是要在分期支付和模糊承诺之间妥协。曼纳海姆,你准备一下,如果妥协方案出来,你需要发言,给年轻人、给工人、给所有看着这场辩论的人一个交代——我们不是屈服,是生存。”
一小时后,复会。科尔霍宁提出曼纳海姆建议的条件,果然被博布里科夫逐一驳回。
“战后评估可以商量,但书面保证不行。帝国财政政策不宜过于僵化。”总督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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