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大厅里残存的希望。实业派席位，议员们脸色惨白。亲俄派那边，有些人也露出不安——这种赤裸裸的干预，太粗暴，连他们都觉得难堪。
科尔霍宁缓缓站起身。老人扶着椅背，腰背佝偻，但声音出奇地平静：“观察员阁下，如果帝国坚持原样通过，不允修正，那么请允许我问一个问题：这样的法案通过后，芬兰人宣誓效忠，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恐惧？如果是出于恐惧，那么效忠有意义吗？能持久吗？”
副官盯着科尔霍宁，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是芬兰人自己的事。帝国的要求很简单：宣誓，效忠。至于真心还是恐惧，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这话太赤裸了。大厅里一片死寂。连亲俄派那边，都有人低下头，不敢看周围的目光。恐惧政治，这是最原始的统治方式，也是最脆弱的。当权者可以说“不重要”，但被统治者心里，会留下永恒的伤疤。
议长敲木槌，但手在抖：“现在……现在休会十分钟。请各位议员……冷静一下。”
人群涌出大厅。走廊里，议论声像沸腾的水。曼纳海姆被记者围住，但他一言不发，推开人群，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科尔霍宁跟过来，老人的脸在昏暗的走廊光线下像一张风干的羊皮纸。
“他们……他们连最后的脸面都不要了。”科尔霍宁的声音嘶哑，“直接说‘恐惧不重要’。这是……这是宣判芬兰的死刑。”
“还没到那一步。”曼纳海姆扶着老人，感到他的手在抖，冰凉，“我们还有牌。如果法案强行通过，我们可以集体辞职，让议会瘫痪。或者，发动实业界抵制，让经济受影响。他们可以强迫我们宣誓，但不能强迫我们真心合作。”
“没用的。”科尔霍宁摇头，“他们可以解散议会，可以任命听话的人，可以直接统治。孩子，你不懂帝国的力量。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抵抗都是螳臂当车。”
“那我们就做螳螂。”曼纳海姆的声音坚定起来，“螳螂挡车，是不自量力。但螳螂举起手臂的那一刻，是在说：我不怕。哪怕被碾碎，我也要举起手臂。芬兰人需要看到这个，需要知道，有人在不自量力地抵抗。今天一只螳螂，明天十只，后天一百只。总有一天，车会被迫停下，或者绕道。”
老人看着曼纳海姆，浑浊的眼睛里有泪光闪动。他拍拍年轻议员的手背，动作很轻，像在告别。
休会结束，议员们重新入座。气氛完全变了，之前的辩论激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认命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知道，结果已定，过程只是形式。
议长宣布继续表决。一条条修正案被提出，但不再有激烈辩论，只有机械的举手、计数、宣布。十三条修正案，只有三条获得通过，其他都被否决。通过的三条，也是无关痛痒的——比如把“立即生效”改成“公布后三十日生效”，把“全体官员”明确为“各级行政官员”。
曼纳海姆没有再发言。他坐在座位上，看着这一切，心里一片冰凉。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参观图尔库城堡，那里有一面墙，墙上刻着历代芬兰统治者的名字，从瑞典国王到俄国沙皇。父亲说：看，统治者来来去去，但墙还在，土地还在，人民还在。
是的，人民还在。法案可以通过，宣誓可以强迫，但人心，强迫不了。今天在议会里失去的，会在别处生长；今天被压抑的，会在明天爆发。只要人还在，希望就在。
最后，对《效忠法案》整体表决。议长声音干涩：“赞成法案通过的议员，请举手。”
亲俄派全部举手，中间派大部分举手，连一些实业派的动摇者也举手了。曼纳海姆数了数，超过四十票。
“反对的，请举手。”
曼纳海姆举手。科尔霍宁举手。实业派剩下的二十几人举手。一共二十三票。
“弃权的，请举手。”
两人举手。
“表决结果：赞成四十二票，反对二十三票，弃权两票。法案获得通过。”议长的木槌落下，声音沉闷，像棺材盖合上的声音。
大厅里一片死寂。没有人欢呼，没有人鼓掌，只有一种沉重的、令人窒息的寂静。旁听席上，有人开始哭泣，声音压抑，但清晰。记者们低头记录，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像无数细小的、绝望的叹息。
俄国副官站起身，微微点头，离开观察席。他的任务完成了。伊格纳季耶夫坐在座位上，低着头，看不清表情。亲俄派的其他议员，有些人如释重负，有些人表情复杂。
曼纳海姆坐在座位上，没有动。他看着讲台上那份法案，看着上面那些冰冷的文字，感觉它们在眼前模糊，变形，像一堵墙，一堵正在落下的、把芬兰关起来的铁墙。
但墙可以落下，也可以被推倒。今天推不倒，明天推；明天推不倒，后天推。一代人推不倒，就两代人，三代人。只要墙下的人不死心，墙就永远不是终点，只是路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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