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常闻一种奇谈怪论，嗡嗡然如苍蝇绕耳，令人既厌烦又警觉。这论调却套着件华丽外套，名曰“反仇恨教育”。其意大约是说：今日种种历史纪念，尤其关于昔日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便是播撒仇恨的种子；而唯有忘却，方显胸怀博大，才算是真正的和平。这“反仇恨”的幌子，竟成了涂抹历史血痕的漂白粉，成了侮辱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之遮羞布！他们张口闭口“宽容”、“放下”，却唯独忘了“真实”二字，更忘了那些在刺刀下呻吟、在炮火中永诀的无数同胞，那些以血肉之躯为我们抵挡住灭顶之灾的英灵。
我向来不惮以最深的恶意揣测某些人，然而竟不料有人卑鄙至此，竟将纪念历史污蔑为煽动仇恨。若果真如此，那么一切历史博物馆、纪念碑、纪念馆，岂非皆成了培养戾气的温床？我们每年清明节的扫墓，竟也成了煽动阴魂作祟的勾当？此种逻辑，荒谬得令人齿冷，却又阴险得令人心寒。
“仇恨教育”这罪名，端的安得巧妙！仿佛我们纪念南京城三十万冤魂的哀鸣，是为了教子孙磨刀霍霍向今日之东瀛；仿佛我们抚摸抚顺万人坑累累白骨的寒凉，是为了点燃焚烧世界的火焰；仿佛我们铭记赵一曼、杨靖宇们不屈的脊梁，是为了效法屠夫的手段。
这逻辑，实在过于“高明”了！按此高论推演下去，历史书只该留下歌舞升平，纪念馆最好拆除干净，纪念碑也大可推倒。倘使如此，则后辈小子，岂非真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只知眼前浮华，哪知来路之血沃！如此“和平”，不过是建在流沙上的楼阁，不过是蒙住眼睛的瞎子，自己骗自己罢了。
我曾在东北某地，亲见一“万人坑”遗迹。累累白骨，层层叠压，姿态扭曲，无声诉说着临死前那刻骨铭心的痛苦与绝望。解说员是位老者，声音低沉如呜咽的风。他指着白骨堆中一枚小小的、生锈的顶针：“这或是位母亲，想是给孩子缝补衣物时被抓走的，至死攥着它……” 我站在那彻骨的寂静里，寒风如刀，刮过我的脸，亦刮过那些空洞的眼窝。此时此地，若有位“反仇恨”的雅士踱步而来，摇着他那“宽容”的纸扇，劝慰大家“放下吧，都过去了”——我想，那坑底的万千骸骨，怕也要挣扎着坐起，向他投去无声的诘问：过去？我们这凝固的苦难，如何过去？你替我们过去么？
试问那些高喊“放下仇恨”的先生们：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碎山河，当“三光”政策下的村庄化为焦土，当731部队活体实验室内传出非人的惨叫时，彼时彼刻，被刺刀挑起的婴儿，被烈火吞噬的妇孺，被细菌折磨致死的平民，他们心中该当如何？是立刻领悟“反仇恨”之真谛，含笑九泉，还是本能地燃起对施暴者刻骨的悲愤与控诉？
“日军里就没有好人？”——这质问常被用来质疑纪念的“偏激”。然而，当一架架零式战机俯冲投弹，当一艘艘军舰炮轰平民，当整个国家机器为战争而疯狂开动时，每一个穿军装、持武器踏上他国领土进行征服的士兵，其行为本身，难道不是那架庞大战争机器上不可或缺的、沾染着血腥的螺丝钉？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犹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案卷如山，早已为那场战争的性质盖棺定论——是侵略，是反人类，是无可辩驳的集体之罪！此时再为其中个体“寻找好人”，犹如在洪水滔天时，偏要赞美其中一滴水珠的“纯净”，何其伪善，又何其可鄙！这寻找“好人”的企图，无非是要稀释那罪恶的浓度，为那场整体性的暴行涂上一层似是而非的暖色，最终模糊那血染的警示碑文。
更有甚者，近来竟有“学者”鼓噪，谓“冤冤相报何时了”，仿佛我们肃立在纪念馆前的默哀，竟成了预备复仇的磨刀石！此等论调，将受害者的悲鸣与纪念，等同于施暴者的残忍逻辑，其心可诛！我们记住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者的名字，记住赵登禹将军南苑血战的壮烈，记住无数“慰安妇”老人眼中永不干涸的泪，难道是为了他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非也！这记忆，是民族伤口上永不结痂的警示，是子孙后代不可或忘的生存箴言，是让“冤冤相报”的悲剧永不重演的最深沉保证！倘若连这记忆本身都成了“仇恨”，那么人类一切对苦难的反思与对和平的珍视，岂非皆成了虚妄？
我们的英烈，如左权将军血洒十字岭，如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他们何曾是为了播撒对某个民族的世仇？他们以生命扞卫的，是脚下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是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同胞，是民族生存与尊严的最后底线！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的时刻，心中激荡的是对家国最深切的爱，而非对敌人抽象化的恨。今日，若以“反仇恨”之名，将他们的牺牲淡化为一段可有可无的、甚至需要被“超越”的过往，这无异于在他们不朽的英魂上践踏，是对他们以生命守护之价值最无耻的背叛！这比任何公开的谩骂更令人心寒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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