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京城砚心阁的紫藤萝开得正盛，一串串淡紫色的花穗垂落在雕花窗棂上，风吹过便漾起阵阵幽香。沈砚坐在靠窗的梨花木案前，指尖摩挲着一本泛黄的《史记》，书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都是她连日来的心血。案头堆着数十卷零散的史料，从《后汉书》的残篇到岭南地方志的抄本，琳琅满目，却唯独找不到几位女性的名字。
“先生，这是您要的冼夫人相关记载，从太常寺藏书阁抄出来的，只这三页纸。”书童清砚捧着一卷麻纸进来，额头上还带着细密的汗珠。
沈砚接过卷子，小心翼翼地展开。纸上字迹潦草，却清晰记录着冼夫人“抚恤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的功绩，以及她促成岭南归附隋朝、收复海南岛的壮举。“周总理曾称颂冼夫人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这样的人物，正史中竟只寥寥数笔？”她轻声慨叹，眉宇间满是怅然。转头看向案头另一叠手稿，那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传说，取自民间话本，虽生动传神，却因“非正史所载”被世人视作戏说。
这样的发现并非个例。连日来，沈砚与砚心阁的几位编修翻遍经史子集，才勉强搜集到数十位杰出女性的事迹：商朝女将妇好东征西讨，为武丁开疆拓土；西汉吕母聚众起义，成为首位农民起义女领袖；梁红玉擂鼓战金山，以八千水军大破十万金兵。可这些女子，要么被正史一笔带过，要么仅存于野史传说，无人为她们立传，更无人彰显其功绩。
“如此下去，再过百年，这些巾帼英雄的事迹怕是要湮没在尘埃里了。”沈砚站起身，望着窗外春光，眼中却燃起执拗的火光。她转身对清砚道：“传我话，砚心阁即日起，编纂《女子英烈传》，凡历史上有勇有谋、有功于家国百姓的女子，无论出身贵贱、正史野史，皆收录其中。”
消息一出，京城哗然。三日后，几位身着绯色官袍的翰林院学士联袂到访砚心阁，为首的正是以保守着称的翰林侍读李嵩。他刚踏入阁门，便带着几分不屑道：“沈先生乃饱学之士，为何要做此离经叛道之事？自古以来，史书皆为帝王将相立传，女子无才便是德，岂能与男子同列？”
随行的几位官员纷纷附和：“是啊，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相夫教子便是本分，何来‘英烈’之说？”“野史传闻岂能当真？若将戏说写入传记，岂不贻笑大方？”“此举恐违祖制，还望先生三思。”
沈砚端坐于主位，神色平静却目光坚定。待众人说完，她缓缓起身，走到案前，指着那卷冼夫人的史料道：“李大人可知，这位谯国夫人历经梁、陈、隋三朝，统领岭南十万部族，八十岁仍披挂上阵平定叛乱，使岭南百姓免受战火之苦。若无她，海南岛或许至今仍孤悬海外。这样的功绩，难道不配载入史册？”
她又拿起花木兰的手稿，声音陡然提高几分：“木兰替父从军十二载，塞旗斩将，攻城略地，却不求功名，只求归乡尽孝。她的忠勇孝悌，较之那些争名逐利的男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嵩面色一僵，仍强辩道：“即便如此，女子立传也于礼不合。先贤未为之事，我等岂能贸然破例？”
“先贤未为，便不可为吗？”沈砚目光如炬，直视着众人，“从盘古开天到如今，多少规矩被打破，多少先例被开创？史书是记录历史的载体，并非帝王将相的专属。这世间，女子既能操持家务、养育子女，亦能披甲上阵、安邦定国。她们撑起了家国的半边天，为何不能在史书中拥有一席之地？”
她顿了顿，语气愈发铿锵：“史书不应只写帝王将相，也该写那些撑起半边天的女子。她们的勇气、智慧与担当，同样值得后人铭记与敬仰。若因性别而将其功绩一笔抹杀，才是真正的贻笑大方，才是对历史的不恭。”
这番话掷地有声，让几位翰林院学士一时语塞。李嵩张了张嘴，终究没能找出反驳之词，只得悻悻离去。临走前，他撂下一句：“此举若遭圣上斥责，还望先生自行承担后果。”
沈砚并未退缩。此后数月，她带领砚心阁的编修们日夜操劳，足迹遍布京城大小藏书阁，甚至派人远赴岭南、凉州等地搜集史料。为了核实吕母起义的细节，他们查阅了琅琊郡的地方志；为了还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场景，他们走访了镇江的老渔民；为了确认秦良玉的战功，他们辗转求得《明史·秦良玉传》的完整抄本。
编纂过程中，质疑声从未停歇。有人匿名投书，指责沈砚“混淆男女尊卑，有失体统”；有人散布谣言，说砚心阁编纂此书是“哗众取宠，妄图邀功”；甚至有权贵之家派人施压，要求删除其先祖曾打压过的某位女性英烈的事迹。
面对重重阻力，沈砚始终坚守初心。她将所有匿名信付之一炬，对谣言置若罔闻，对权贵的施压则严词拒绝：“英烈事迹，实事求是，岂能因个人恩怨而篡改？砚心阁虽弱，却绝不会做歪曲历史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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