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后，李卫国做的第一件事，是成立“老工程师技术顾问团”。第一批成员七人，平均年龄六十八岁，都是父亲的老同事。集团每月给他们发顾问费，请他们定期到上海实验室，看年轻人的设计，提意见——不是指导，是“挑刺”。
第一次顾问会上，一位老工程师看着芯片布局图，皱眉：“这个电源走线，拐角太尖了，高频下容易出问题。”
年轻设计师不服：“仿真没问题啊。”
“仿真是理想情况。”老人拿起铅笔，在图上画了个圆角，“加个过渡，多费点面积，但可靠。”
后来测试证明，老人是对的。那个看似多余的圆角，让芯片在高温下的稳定性提高了8%。
经验，开始变现。
1995年4月，意料之中的反扑来了。
摩托罗拉向美国商务部提交报告，指控向东集团“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半导体技术”，并要求限制“0.8微米以上光刻设备的销售”。报告里，特别提到上海老厂那台修复的光刻机，称其“可能使用了美国禁运技术”。
消息传到香港时，肖向东正在和几位国际投行谈融资。对方委婉表示：“政治风险太大，我们需要观望。”
肖向东没辩解，只是让秘书订了最早飞华盛顿的机票。同时，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让陈思北整理全套技术文档，证明光刻机的所有部件要么是国产，要么是从日本、德国合法进口。
第二，联系孙晓芸，准备一篇深度报道，标题暂定《中国芯片的“原罪”：为什么自主创新总被质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拨通了程老的电话。
“程老，需要您帮忙。”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你说。”
“我要去美国商务部听证会作证。但我需要一个身份——不是企业家，是‘中国半导体产业代表’。这需要官方背书。”
更长的沉默。
“明天下午，科委有个会。”程老最后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第二天，肖向东跟着程老，见到了科委的副主任。会见只有十五分钟，肖向东用五分钟讲清情况，十分钟展示材料。
副主任看完光刻机的修复记录——从锈蚀状态到工作状态的每一步都有照片、有数据、有签字——合上文件夹。
“材料很扎实。”他说，“但你得明白，去了美国，可能面对各种刁难。”
“我明白。”
“也可能无功而返，甚至适得其反。”
“但不去，就等于默认他们的指控。”肖向东直视副主任，“民营企业做芯片，必须过这一关。不过，永远抬不起头。”
副主任看了他很久，点头：“好。我给你写封介绍信。但记住——在那边，你每句话都代表中国企业的形象。”
“我保证，只讲事实，不讲情绪。”
介绍信拿到手时，肖向东看到落款单位，心头一震——比他想象的级别更高。
这不再是企业行为，而是国家行为。
5月初，华盛顿。
听证会在商务部大楼一间小会议室举行。出席的除了商务部官员，还有国务院、国防部的代表。摩托罗拉派了两位副总裁和一支律师团。
肖向东只带了一个人——集团法务总监，以及三箱材料。
听证会开始，摩托罗拉律师先发难，展示所谓“证据”：几张模糊的照片，据称显示上海实验室有“美国产精密仪器”；一份所谓“前员工证词”，说向东集团“鼓励逆向工程”。
轮到肖向东时，他没反驳，而是打开第一箱材料。
“这是上海半导体设备三厂1978年的设计图纸原件，上面有当时一机部的批准文号。”他一张张展示，“这是1980年调试失败的技术报告，冯明德总工程师签字。这是1994年修复过程的全程录像——需要我现在播放吗？”
商务部官员示意继续。
第二箱材料，是零部件采购清单和报关单。“光学模块采购自德国蔡司，有正规发票。数控系统是我们自主研发，这是软件着作权证书。机械部件在上海本地加工，这是加工厂的资质证明。”
第三箱，最重。“这是‘长城一号’芯片从设计到流片的全套技术文档，包括每一版设计图、每一次仿真数据、每一次失败分析报告。共三千四百页，已做脱密处理。各位可以带走审查。”
会议室里只有翻页声。
摩托罗拉副总裁忍不住开口：“但你们的工艺明显……”
“明显落后。”肖向东接话，“是的，我们0.8微米工艺，良率30%。摩托罗拉同类产品良率95%。但落后不违法，追赶也不违法。”
他站起来，走到会议室前方的小白板前，画了一条时间轴。
“1958年，美国发明集成电路。1965年，中国开始研究。1978年，我们落后十五年。1995年，我们落后六年。”他在1995年的位置画了个星号，“差距在缩小。靠的是什么？不是偷技术，是成千上万工程师的日夜奋战，是像冯明德那样至死‘不甘心’的前辈，是像钱工那样左手残疾还在磨镜头的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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