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贡县城的招待所时，天已经擦黑。
林晚月用冷水洗了把脸，镜中的女人脸色苍白，眼下有浓重的阴影，头发被山风吹得凌乱，几缕碎发黏在汗湿的额角。她看着自己，恍惚间竟觉得有些陌生——这张脸上有太多疲惫，太多挣扎，太多与年龄不符的沉重。
从木屋到山口，再从山口走回通车点，又是四个小时的山路。双腿像灌了铅，每走一步都牵扯着肌肉的酸痛。手上被荆棘划出的口子已经结了薄痂，隐隐作痛。但她顾不得这些，脑海中反复回响着岩恩的话，和那幅炭笔画的全家福。
母亲还活着，但在更远的地方，保护着更多像岩恩一样的孩子。
沈砚在撒谎，母亲明确警告不要相信他。
而她自己，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棋局里，该走哪一步？
招待所的房间简陋得近乎寒酸。一张木板床，一床薄被，一张掉漆的木桌，一把摇晃的椅子。墙壁上糊着发黄的报纸，天花板角落挂着蛛网。唯一的光源是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光线昏黄，勉强照亮小小的空间。
林晚月倒在床上，连衣服都没脱。身体的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但大脑却异常清醒。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摇曳的光影，听着窗外县城稀疏的车马声。
该怎么办？
回北京？继续等沈砚的下一步安排？还是按照母亲留下的线索，自己去寻找？
可是线索在哪里？除了那幅画和岩恩的几句话，她什么都没有。母亲在信中说“等一切结束，等危险真正过去”，但“一切”是什么？“危险”又何时才能过去？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停在隔壁房间门口。钥匙转动的声音，门被推开又关上。然后是两个男人的低语，声音压得很低，但在这寂静的夜里，依然能隐约听见几个词：“……找到了吗？”“……没有……”“……继续找……”
林晚月的心一紧。她悄无声息地翻身下床，走到门边，把耳朵贴在门板上。
“……沈先生很着急……”“……那女人到底去哪儿了……”“……明天继续搜山……”
是沈砚的人。他们在找她，或者说，在找母亲？林晚月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沈砚已经知道她脱离了控制，正在派人搜寻。
她退回床边，迅速思考对策。这个招待所不能久留，县城也不能待了。沈砚在云南有势力，能调动私人飞机和雇佣兵，在县城找个人易如反掌。
必须马上离开。
林晚月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只有几件换洗衣物，母亲的信和画，岩恩给的布偶，还有那点现金。她把东西塞进背包，轻手轻脚地打开门。
走廊里空无一人。隔壁房间的门缝下透出灯光，还能听见里面翻动纸张的声音。她屏住呼吸，踮着脚尖走向楼梯。
下楼，穿过昏暗的大堂。值班的老头在柜台后打盹，头一点一点的。林晚月悄无声息地推开门，走进夜色中。
福贡县城的夜晚很安静。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几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偶尔有狗吠声从远处传来，在夜空中回荡。空气里有炊烟和柴火的味道，混合着山区特有的草木清香。
林晚月快步走着，没有目的地，只是想远离那个招待所。她的影子在路灯下被拉长又缩短，像一只惊慌的鸟。
走到县城中心时，她看到一家小卖部还亮着灯。玻璃窗上贴着“公用电话”的纸条。她犹豫了一下，推门进去。
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正坐在柜台后织毛衣。看到林晚月，她抬起头：“要啥？”
“打电话。”林晚月说。
“长途还是短途？”
“长途。”
妇女指了指柜台上的电话机：“自己打，打完按表付钱。”
林晚月拨通了周建军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周建军的声音带着睡意：“喂？”
“建军，是我。”林晚月压低声音。
“晚月？”周建军的声音立刻清醒了，“你在哪儿？安全吗？”
“在福贡县城，暂时安全。”林晚月快速说，“但我得马上离开。沈砚的人在找我。”
“你要去哪儿？”
“不知道。”林晚月诚实地说，“但我不能回北京，也不能留在云南。沈砚在这两边都有眼线。”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周建军说：“去成都。我有个表哥在成都开旅馆，人可靠。我给你地址和电话，你到了就住那儿，哪儿也别去，等我来接你。”
“你要来？”
“我已经在路上了。”周建军说，“陆北辰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晚月，你不能再一个人冒险了。等我，明天晚上我就到成都。”
林晚月的眼眶湿了。在她最孤立无援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人愿意千里迢迢来帮她。
“谢谢。”她哽咽着说。
“别说这些。”周建军的声音很坚定，“把地址记好：成都市青羊区草堂街37号，蜀都旅馆，找王建国。就说是我让你来的。电话号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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