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稔没有片刻犹豫，径直走向那个灰尘遍布的角落。她挽起略显宽大的袖口，露出纤细却并不柔弱的手腕，没有任何抱怨或迟疑，便开始动手整理。动作不疾不徐，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与耐心。
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纸张特有的、混合着灰尘与淡淡霉变的气味，有些呛人。她并不在意，一本一本地将卷宗从杂乱的山堆中取出，小心地拂去封面上的积尘，仔细辨认着上面模糊的案由、年份和编号。然后按照年份先后，以及案件的大致类型——盗窃、凶杀、田产纠纷、人口走失等等——分门别类，在旁边空置的书案上重新码放整齐。
这项工作极其枯燥繁琐，耗费眼力与体力，对于初入官衙的新人而言，无异于一种煎熬式的冷遇。然而，曹稔却甘之如饴。她深知，这看似惩罚性的工作，恰恰是她快速了解这个时代司法实践、京城社会生态以及各类案件特点的绝佳机会。她需要的不是急于表现，而是沉潜下来，汲取养分。
她一边机械地分类整理，一边以惊人的速度浏览着卷宗内的内容。大多数案件的记录都显得颇为粗糙，问询笔录语焉不详，现场勘查记录简陋，证据链条薄弱甚至断裂，很多所谓的“悬案”，其实就是因为当初办案不力或线索中断，最终不了了之，被打入冷宫的资料堆。这让她对当前司法体系的运作效率和严谨程度，有了一个初步而清醒的认识。
然而，在整理到一册标注为“天佑二十一年”（即三年前）的卷宗时，她的动作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目光变得专注。卷宗的封面写着“周氏失踪案”。
她轻轻打开卷宗，仔细阅读起来。案件记载：京城西区富商周永昌报案，称其结发妻子王氏于三日前返回城南娘家后失踪，音讯全无。但王氏娘家父母却坚称女儿当日并未归来。双方各执一词，互指对方说谎。官府曾派人搜寻，既未在周家发现强行掳掠痕迹，也未在王家找到王氏归来证据，现场周边走访亦无线索。最终，因无尸体、无确凿绑架证据，此案以“王氏疑似与人私奔或遭遇不测，下落不明”结案，实际上成了悬案。
记录看似合情合理，在那个年代，女子“私奔”是常见的、用以解释不明失踪的借口。但曹人却凭借律师的敏锐，从字里行间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她注意到几处被当时办案人员忽略或轻描淡写带过的细节：
其一，据周家家仆证词，在王氏“失踪”前一日，周永昌与王氏曾因“家中账目银钱往来”之事在房中发生激烈争吵，声音颇大，甚至摔碎了茶具。夫妻矛盾，尤其是涉及钱财的矛盾，是重要的作案动机。
其二，周永昌在最初报案描述时，声称妻子是携带了若干金银细软离家，但当衙役追问具体是何物、价值几何时，他却言语含糊，前后几次陈述略有出入，这与常理不符。若真关心妻子，对其随身财物当有清晰记忆。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卷宗后面附有一份当时对周家宅院进行初步搜查的记录，其中提到，在后园靠近水井的石板台边缘，发现了一小片“不易察觉的暗褐色污渍”，当时负责搜查的衙役认为可能是“陈旧水锈或泥土痕迹”，未做进一步查验，亦未取样。
激烈的争吵（动机）、含糊其辞的报案人（可疑）、特殊位置的可疑污渍（可能的证据）……
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在曹稔脑中迅速构建出一个与“私奔”截然不同的、更为黑暗的假设——这很可能是一桩精心伪装的谋杀案！丈夫周永昌因钱财或感情纠纷杀害妻子，利用水井处理尸体和痕迹，然后伪造其离家出走的假象！
这个想法让她心头一凛。但她也立刻意识到，自己此刻人微言轻，仅凭卷宗上这几处语焉不详的疑点，根本不足以撼动三年前的定论，更别说重启调查了。她强行压下心中的激动与愤懑，将这份《周氏失踪案》的卷宗单独抽出，放在自己即将使用的书案一角，并用其他卷宗稍作遮掩。她记下了关键信息：周永昌，经营绸缎生意，住西城福瑞坊；王氏娘家在南城清溪巷。然后，她面色如常，继续投入到那看似永无止境的整理工作中，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是那双低垂的眼眸深处，已燃起了猎手发现猎物踪迹时的锐利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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