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爱莲每天给他量血压。
她把血压计搁在八仙桌上，把袖带缠在他胳膊上，捏着气囊一下一下地加压。
水银柱升上去又降下来。
她说高压偏高，低压正常。
程大柱说活到这个岁数血压高就高点，他认识的老战友里头血压比他高的多了去了，都活着。
孙爱莲说那些活着的都按时吃药。
程大柱不吭声了，把搪瓷杯从矮凳上端起来喝了一口。
搪瓷杯子里泡的是秀兰种的辣椒和孙爱莲从便民服务站拿回来的山楂干，酸得他眯了一下眼睛。
他说这水里头又加辣椒又加山楂，喝得他牙根发软。
孙爱莲把他吃了大半辈子的饮食习惯从根上改了。
红烧肉改成清蒸肉末，油炸花生米改成五香煮花生，酸豆角炒肉末里的油减了一半。
程大柱几次想说嘴里没味儿，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秀兰有天下班从学校带回来一碟子拌了麻酱的蒸茄子，他把筷子伸过去夹了好几次。
孙爱莲端着碗看了他一眼，他低头喝粥假装没发现。
后来孙爱莲问他今天拌茄子的盐放得怎样，他说再咸一点就更好了。
第二顿孙爱莲专门给他一个人加了一小勺盐。
冬天出太阳的日子，秀兰把那些盒子箱子从西屋搬出来，让程大柱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翻一翻。
他把赵明父亲那张发黄的连队登记表从旧档案袋里抽出来，又看见了阎庆国当年在师范学校传达室门口给他敬的那个礼。
敬礼的手已经没了，人已经埋到矿区的公墓里好些年。
他把登记表折好搁回档案袋里，说打游击的老伙计里头他是最后一个了，他还活着，就替那些人看看这井架上的灯还亮不亮。
孙爱莲把他脱在椅背上好几天没洗的那件军大衣拿进了灶房，摁在搪瓷盆里搓着袖口上的土，没有接话。
夜里秀兰和孙爱莲在灶房里包饺子。孙爱莲擀皮，秀兰捏馅。
灶台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蒸汽顶得壶盖一掀一掀的。
孙爱莲把擀面杖搁在案板上，说她不怕死。
活到这个岁数早就不怕了，就怕走的时候没人给老头子熬粥。
秀兰把一只包好的饺子整整齐齐码在盖帘上，说粥她来熬。
孙爱莲把擀面杖重新拿起来，一张皮子在她手下转了一圈。
两个人的手在盖帘上方交叠了一下。
指尖都沾着干面粉，一样糙。
饺子码到最后一排，程大柱在堂屋里把搪瓷杯子掉在地上，又自己弯腰捡起来了，凳子腿咯噔咯噔地刮过青砖。
孙爱莲的身体比程大柱硬朗得多。
她八十好几的人，每天早上还是五点钟起来生炉子熬粥。
炉子换成了煤气的，不用铲煤灰了，但她还是习惯蹲在灶房门口，把火苗调到最小，让小米粥在锅里咕嘟一个多小时，熬出厚厚一层米油。
熬粥的时候她把药片从小瓶子里倒出来分好，白的黄的蓝的分别搁进小碟子里，放在八仙桌上固定的位置，旁边搁一杯刚好不烫嘴的温水。
程大柱从屋里拄着拐杖出来，看见八仙桌上药片碟子的摆放方式和他当年坐在副局长办公室里审阅的安全检查表一个格式，每次检查项都对得整整齐齐。
程大柱的药越吃越多。
血压药从一种加到三种，心脏的药从一片加到两片，后来膝盖疼又加了止痛的。
孙爱莲把他的药单用一张便条纸贴在碗柜门内侧，每种药的剂量和服用时间写得清清楚楚。
何建设每回去市里出差都顺便帮她带药回来，她接过药袋对着便条纸一盒一盒核对，核对完了拿铅笔把便条纸上对应的药名后面画个三角符号。
程大柱有一次趁她不注意试图把晚饭前的那颗红药片推到稀饭碗底下，孙爱莲用筷子轻轻压住了他的手腕，说那个红的不吃夜里关节痛；他又嘟囔说绿的喝下去犯困。
孙爱莲把他的搪瓷杯子往他跟前推了半寸，说绿的是复合维生素，你看着绿色的就心慌。
你在山西漫山遍野的青纱帐里钻了那么些年，也没见你对绿叶子犯怵。
程大柱把那颗维生素片嚼碎了咽下去。
天气好的下午他还是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杨树的枝条在头顶上遮出一大片荫凉，藤椅的竹条被他坐出了一个身形的凹坑。
搪瓷杯搁在脚边的矮凳上，杯里的水凉了就由秀兰下班回来续上热的。
暖瓶搁在堂屋门框内侧的墙角。
他把那本连队登记表从档案袋里抽出来在膝盖上摊开，有时候一个人对着那些发脆的纸页坐半个下午，把登记表翻到阎庆国那一行时都会摘下老花镜停很久。
通讯员当了大半辈子师范学校传达室的门卫，这份档案是他退下来以前亲自跑到省城教育厅人事处翻出来的。
他重新戴上老花镜，跟从灶房窗口探出身来的孙爱莲说老阎的骨灰在矿区公墓靠东头，逢清明他让建设送过去的那束菊花正好能望见学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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