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年秋天，高岭村的风一股子焦玉米秆味儿，混着土腥气，顺着土墙缝乱钻。晌午刚过，村东头老椿树的影子拉得老长，都爬到对面墙根了。树底下蹲着几个纳鞋底的老太太，针线走得快，嘴也闲不住：
“马老头昨晚又说胡话了。”
“瘫了三个月，够呛。”
“他家老二这两天老往周秀才那儿跑。”
“要立遗嘱了呗。”
针扎透千层底，“刺啦”一声。
高岭村靠山，百十来户，年轻人都往外跑，留下的多是上岁数的。这些人不识字，要写个帖子、给外地儿女寄信，都得找周秀才。
周秀才本名周明远，四十出头，脸晒得黝黑，背有点驼。他不是真秀才，早年在公社扫盲班认过字，后来跟老会计抄过几年账本，算村里识字最多的。常年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褂子，袖口挽到小臂，露出手腕上一块老上海表，表蒙子裂了道缝。
他住村北把头那间土坯房，房前搭了个苇席棚子。棚底下摆着张八仙桌，桌腿缺一角，垫着半块青砖。桌上有个铁皮文具盒，绿漆掉得斑斑驳驳，里头躺着支英雄牌钢笔，一瓶蓝黑墨水，还有几本信纸，纸边都黄了。
最近这半年，找周秀才的老人特别多，都是来立遗嘱的。高岭村的老人讲究“早立后事”，身子一不行，就急着把房子、地、存款这些事安排明白，怕走后儿女们争得脸红脖子粗。
周秀才代写遗嘱，从来不要钱。顶多是主家过意不去，临走塞给他俩白面馒头，或一小布袋花生。他总搓着手说：“乡里乡亲的，这点忙算啥。”村里人都敬重他，见面不喊明远，叫“周先生”。
九月初三那天，晌午饭刚过，日头正毒。周秀才坐在八仙桌前，摊开从乡文化站借的《民间故事集》，钢笔吸满墨水，准备抄几页。棚子外头传来脚步声，拖拖沓沓的，还夹着女人吆喝：
“周先生！在家不？”
周秀才回头，看见村西头马二扶着个老人进来，后头跟着邻居张婶。老人是马老头，七十一了，三个月前摔了一跤，腿断了，半身不遂，这会儿整个人歪在马二身上，嘴角淌口水。
“马二哥，快进来坐。”周秀才忙起身，帮着把马老头扶到屋里炕沿上。
张婶跟在后头，拎着个蓝布包袱，进门就说：“周先生，马大爷想请您给写份遗嘱。”
周秀才点头，从暖水瓶倒了碗白开水，递到马老头嘴边。马老头哆嗦着手去接，碗沿磕在牙齿上，“咯咯”响。
“马大爷，您慢慢说，我记着。”周秀才坐回八仙桌前，拧开钢笔帽。
马老头靠在炕头，喘了好一会儿，喉咙里“嗬嗬”响，像破风箱。过了半晌，才含糊着说：“房……房子，地……地……”
“三间土坯房，村南头二分地，是吧？”周秀才在信纸最上头写下“遗嘱”两个字，字写得方正。
马老头点头，下巴上胡子跟着颤。
“给……给两个儿……平分……”
“平分给大儿子和二儿子。”周秀才边写边念，“是这意思不？”
马老头又点头，眼睛里有点水光。他喘了口气，接着说：“还……还有……箱底……那五十块钱……给……给大孙子……”
周秀才笔尖顿了顿。五十块钱，崭新的十元票子五张，他见过——马老头去年卖猪崽挣的，在村口小卖部换的钱，新票子哗啦啦响，半个村的人都瞅见了。
“箱底五十块钱，给大孙子。”周秀才写完了，从头到尾念了一遍，“马大爷，您听听，房、地平分，五十块钱给大孙子，还有别的不？”
马老头摇头，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张婶在一边帮腔：“周先生，您可得写清楚。马大爷这身子……唉，早点安排明白，省得孩子们往后闹。”
马二一直没吭声，站在炕边，两只手在裤腿上搓来搓去。周秀才瞥见他眼神老往信纸上瞟，喉结一上一下的，像在咽唾沫。
写完了，周秀才把信纸拿到马老头跟前：“马大爷，您按个手印。”
马老头摇头，含混地说：“不……不识字……你念的……对……”
张婶从包袱里掏出个印泥盒子，红油油的，已经干了一半。她抠了点，抹在马老头右手大拇指上，扶着他的手，在信纸末尾按下去。红手印有点歪，指纹一圈一圈的，很清楚。
周秀才把遗嘱折成四折，递给马二：“马二哥，收好了。”
马二接过去，揣进怀里，手在胸口按了按。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炒花生，放八仙桌上：“周先生，辛苦您了。”
花生还带着灶火的温热。
周秀才推让两句，马二已经扶着马老头往外走了。张婶跟在后面，回头冲周秀才笑笑：“麻烦您了哈。”
三人慢慢挪出院子。周秀才送到棚子边，看着他们的影子在土墙拐角拉长、消失。他回到桌前，那把花生还摊在桌上，他捏起一颗，剥开，花生仁又脆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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