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秋，双水村。
王涛蹲在村口的土堆旁，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元大钞，那是他上个月在城里工地上扛水泥换来的血汗钱。风一吹，那票子在他指缝里抖得厉害，像极了某种不安的预兆。
“草，这鬼天气，怎么说凉就凉。”王涛暗骂了一声，把钱塞进兜里，抬头看向远处。
在村子北头，那座废弃了近十年的红砖造纸厂像一具巨大的野兽尸骸，横亘在荒草丛中。锈迹斑斑的铁烟囱直插云霄，灰蒙蒙的，透着股说不出的压抑。那是村里人的禁地。老一辈人都说，那厂子底下压着不干净的东西，当年停产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闹得太凶”。
“王涛！你丫发什么呆呢？”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李巧玲扎着两根麻花辫，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俏生生地站在斜坡下。她手里提着个竹篮子，里面装着刚摘的野枣。
“巧玲，你怎么过来了？老村长不是说这几天不安生，不让往北边走吗？”王涛拍拍屁股上的土，迎了上去。
李巧玲撇了撇嘴，一脸的不以为然：“我爹那是老糊涂了。什么封印、什么恶鬼，这都哪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了？咱现在讲的是科学。那厂子就是当年安全设施不到位，炸了一个锅炉，死了几个倒霉蛋。非得传成什么‘黑暗之门’，搞得跟拍电影似的。”
王涛苦笑一声。他虽然在城里见过世面，但骨子里对这地方有种天然的敬畏。他记得小时候，有个外村的小子不信邪，翻墙进去偷铜线，结果第二天被人发现死在排水沟里，全身的血像是被抽干了，脸上的表情狰狞得像是见到了阎王爷。
“行了，别硬撑了。你那脸都白了。”巧玲递给他一颗枣，“走，跟我去村委会对账，我爹正找你呢。”
两人并肩往回走，王涛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夕阳挂在烟囱尖上，血红一片，仿佛那旧厂房正在一寸寸地吞噬着残阳。
晚上的酒桌上，村里的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
二愣子喝得满脸通红，把酒碗往桌上一拍，神神秘秘地凑过来：“涛哥，你刚回来不知道。上礼拜，张家那二小子进厂子里探险，回来就发了高烧，嘴里一直喊着‘他在墙里，他在墙里’。”
“墙里？”王涛心头一紧，“什么意思？”
“谁知道呢！”二愣子压低声音，“他说他在地下室看见一堵红砖墙，那墙缝里渗的是血，还能听见电钻钻骨头的声音。妈的，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少在这儿装神弄鬼。”王涛骂了一句，“二愣子，你小子是不是想骗我请客喝酒？”
“骗你我是你孙子！”二愣子急了，“涛哥，那地方真邪门。老村长这几天晚上都在厂门口烧纸，你见过谁家好端端的厂房需要天天烧香火的？”
王涛没说话，心里却像揣了个兔子。巧玲坐在一旁剥着花生，冷不丁冒出一句：“既然你们传得这么悬乎，明天敢不敢跟我进去看看？我倒要看看，那地儿到底是藏了鬼，还是藏了贼。”
“巧玲，别胡闹！”王涛低声呵斥。
“怎么，王涛，进了一趟城，胆子变小了？”巧玲挑衅地挑了挑眉，“那地下室据说还有当年老板没带走的保险柜，指不定里面还有金条呢。你不是愁家里没钱盖新房吗？”
这句话扎到了王涛的痛处。在这个年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要是真能弄点什么值钱的废铜烂铁，哪怕是几块旧零件，也比他在工地上卖力气强。
沉默了良久，王涛把碗里的劣质白酒一饮而尽，骂道：“成，明天下午，谁不去谁是怂包。”
第二天下午，天阴沉得厉害，乌云压得极低。
王涛背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手电筒和一把用来防身的剔骨刀。巧玲则带了一台老旧的照相机，说是要记录下“迷信的终结”。
厂区的杂草有一人多高，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碎裂声。这里的空气仿佛是凝固的，明明是秋天，却冷得让人骨头缝里冒寒气。
“你看这。”巧玲指着斑驳的墙壁。
墙上用石灰和朱砂画着一些歪歪扭扭的符号，有的像眼睛，有的像扭曲的爬虫。王涛认得，那是老村长的笔迹。这些符号布满了工厂的所有入口，像是一道道无形的锁链。
“这老头，真把这儿当坟地守了。”巧玲嘀咕着，侧身钻进了一个破损的窗户。
工厂内部光线昏暗，到处是生锈的机器和破烂的皮带。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铁锈味，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臭气——像是死老鼠烂在了酱缸里。
“那边就是通往地下室的楼梯。”王涛指了指角落。
楼梯是水泥抹的，已经裂开了缝。两人顺着楼梯往下走，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晃动，带起无数飞舞的尘埃。
下到底部，一股阴风顺着裤腿往上钻。
“操，这地儿真冷。”王涛紧了紧衣领。
地下室很大，被隔成了一个个小房间。地板上散落着烂掉的蓝色工装，还有一些发霉的考勤表。王涛弯腰捡起一张，上面的日期定格在198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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