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那年闰月，为了两块钱的红纸包，把阿顺领到了许家大门口。
那是1998年的秋天，华东这块儿的太阳毒得跟要把地皮烤裂了似的。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下午，周嫂领着阿顺路过我家门口，阿顺那孩子瘦得跟根麻秆一样，脑袋显得特别大，一双眼睛陷在眼窝里，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半个冷馒头。
我当时还骂了一句：“周嫂，你是不是克扣这娃的吃食了？怎么越长越回旋，这都七岁了吧？看着还没人家五岁的壮实。”
周嫂一边拍着阿顺后脑勺，一边从怀里摸出一颗皱巴巴的糖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屁！这孩子命硬，压得住邪，长得慢那是福气。咱这方圆十里，谁家娶媳妇不指望阿顺去压个轿？这叫‘命轻人贵’，懂个屁你。”
阿顺没说话，只是机械地吞了一口唾沫。他穿的那件破背心已经洗得发白，上面全是汗渍。我看着他那样子，心里总觉得毛刺刺的。
压轿这习俗，我们这儿祖辈传下来的。
说好听点，是让童男子钻进花轿里坐一坐，带点阳气，保新娘子一路平安；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找个“替身”。老辈儿里那些半仙说，接亲的路邪，指不定哪段路就有脏东西等着冲撞新娘，找个命轻的孩子去坐轿，能把那些个孤魂野鬼给镇住，或者说……给引开。
阿顺这孩子，已经是连续三年在做这营生了。
头一年，他去镇头老吴家压轿，回来发了三天高烧，嘴里一直喊冷。周嫂没当回事，收了五块钱红包，给孩子喝了碗姜汤就完事了。
第二年，他又去了两家。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阿顺开始不长个儿了。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还满村子跑，后来就总喜欢蹲在阴凉处，盯着自己的影子看。我有次逗他，问他压轿好玩不，轿子里有没有糖吃。
阿顺抬头看我，那眼神冷得不像个孩子。他低声说：“叔，轿子底下不光我一个人。”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烟头差点没拿稳：“瞎说啥呢？轿子就那么大点地儿，不坐你坐谁？”
阿顺指了指自己的脚踝，那上面有一圈青紫色的印子，像是被什么勒过，又像是被谁的手死死抓过。他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一样：“好多小哥哥小姐姐，都挤在黑洞洞的座位下面。他们问我，‘你怎么还没留下？’”
我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正想细问，周嫂就过来了。她一把拽过阿顺，骂骂咧咧地走远了，说别听孩子胡说，那是被猫抓的。
可我知道，周嫂在撒谎。她这种人，眼里只有那几块钱红包。
转眼到了许家曼子出嫁。
许家是村里的大户，有钱。许曼长得俏，却非要嫁到隔壁县去。那段路得经过大葬岗，听说那地方风水阴，早些年死过不少逃荒的。许曼的爹害怕，特意找人算过，说这次压轿的人得找个“熟手”，最好是那种“压过三次还没出事”的。
这不，指名道姓要阿顺。
周嫂狮子大开口，要了五十块红包，还有两身新衣服。许家没打折扣，直接答应了。
出嫁前一天晚上，我帮着许家搬东西，顺便在他们家院子里歇脚。阿顺被周嫂领过来了，为了明天能有个好彩头，许家给了阿顺一碗肉。
那孩子吃肉的样子，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慎得慌。他不是在咬，是在吞，好像要把这辈子没吃过的东西全塞进肚子里。他一边吃，眼泪一边往下掉，掉进油腻腻的碗里。
“阿顺，哭啥？”我蹲在他旁边，递给他一块手帕。
阿顺看着我，嘴里还塞着半块肥肉，含混不清地说：“叔，他们说明天要把我换走。”
“谁换你？”我皱着眉头问。
阿顺指着院子里那顶大红花轿。那是许家专门从城里租来的，漆皮锃亮，可不知道为什么，那红色在月光下显得特别深，深得像要往下滴血。
“轿子里的那几个。”阿顺低下头，“他们说，攒够了四个人，我就能回家了。可我想回家，我现在就想回家。”
我当时以为他是在说梦话，或者是被周嫂吓着了。我摸了摸他的头，安慰说：“没事，明天坐一会儿就下来了。许家大方，红包厚着呢，让你妈给你买肉吃。”
阿顺没再吭声，只是死死抓着那个空碗，指关节都捏白了。
那天夜里，我睡得极不安稳。
我梦见阿顺趴在我的窗户底下哭，哭声特别凄厉。我惊醒过来，发现外面静悄悄的，只有草丛里的虫鸣。我心说自己是想多了，翻个身想继续睡。
可就在这时候，我听见院墙外面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那是“吱呀——吱呀——”的声音。
像是木头在摩擦，又像是重物压在竹竿上发出的呻吟。
我鬼使神差地爬起来，披上衣服，顺着声音走到了许家后门口。
后门虚掩着，我偷偷往里瞧。
月光洒在院子里，那顶大红花轿就停在空地上。我看见阿顺穿了一身崭新的红马褂，正围着花轿转圈。他的步子很慢，一步一顿，每走一步，就低头对着轿门说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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