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
那是一声很闷的动静，像用死沉死沉的生铁秤砣，狠狠砸在刚断气的冻猪肉上。
我当时正蹲在食堂后身那排半人高的苞米秆子后面，裤裆里凉飕飕的，棉裤裆早被尿湿了，风一吹，跟刀子割肉一样疼。我没敢动，连气儿都屏住了，眼珠子瞪得老大，死死盯着那扇卸了半边纱窗的后厨木门。
一九九二年，大兴安岭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不到，外头的雪就能没过膝盖骨。那年我十岁，在这座偏得连耗子都不愿意多待的林场小学上三年级。我没爹没娘，前年夏天，他俩在南边黑煤窑里被塌方的顶子活活砸死，连根完整骨头都不剩。矿上赔了三百块钱，我奶哭瞎了一只眼，用那钱买了一口薄棺材，剩下的，就供我在这儿遭罪。
这学校大部分都是周边林场的苦孩子，离家远，全住校。所谓宿舍，就是一间大通铺，五十多个小子丫头挤在一张炕上，窗户缝里塞的报纸被北风吹得“呼啦啦”响。晚上睡觉，谁也不敢脱棉袄，两床薄被子压在身上，早上起来，呼出的气在被头上都能结一层白毛汗。
全学校的人，活着的唯一念头，就是熬到星期三。
因为星期三，食堂大锅里能见着肉。
“看他妈什么看？滚一边去！”
赵德贵那大嗓门炸雷似的在食堂门口响起来。我打了个哆嗦，把头往苞米秆子里缩了缩。透过缝隙，我看见他正穿着那条油得发亮、泛着一股子馊味的帆布围裙，手里拎着一把豁了口的砍骨刀，正一脚把三年级的二胖踹得在雪地上滚了好几个圈。
二胖手里端着个豁口的洋铁碗，里面的白菜汤洒了一地，正叭嗒叭嗒掉眼泪，连狗吃剩的油渣都不敢去捡。
“穷鬼托生的玩意儿，多给你一勺，你亲娘能从坟里爬出来谢我？”赵德贵往地上啐了一口浓痰，那痰在雪地里瞬间冻成了一个黄色的冰疙瘩。
村里没人敢惹赵德贵。他是校长的亲姐夫，校长在林场那是天，他就是天的爪牙。赵德贵这人长得横，满脸横肉，眼珠子发浑，看人的时候像是在看一头待宰的牲口。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没爹娘的绝户小崽子，他下手最狠。谁要是打饭的时候多瞅了一眼木桶底下的肉渣，那长柄的生铁大漏勺准保招呼到脑门上，当场就能砸出一个青紫的大包。
我当时不懂，我只知道饿。那种饿是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烧得胃发酸，夜里躺在炕上，肚子里“咕噜噜”地叫，像是有个活物在里头抓挠。
也就是从那个冬天开始，事情开始不对劲了。
最先不见的是隔壁铺的大龙。
大龙也是个苦命鬼，他爹是个瘸子，去年上山砍木头被压断了腿，开春就喝农药死了，他妈改嫁去了关里，再没回来。大龙平时不爱说话，就喜欢坐在炕沿上用铅笔头在手背上画圈。
那天是星期一早上，上早自习的时候，大龙的座位空着。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王琴踩着高跟鞋走进来，脸色阴沉沉的，把教鞭往讲台上狠狠一抽：“看什么看？大龙退学了！他大舅把他接去山东当学徒了。以后谁要是再不好好念书，也跟他一样，滚回家修地球去！”
我们当时谁也没多想。那个年代，林场穷得要命，今天这个跟爹妈去外地扒火车，明天那个被送去远房亲戚家当童工，实在太正常了。信息闭塞得像个铁罐头，谁家孩子没了，连个响动都不会有。
可是，到了星期三，食堂开饭了。
那天的肉，特别香。
那不是平时那种带着一股子腥膻味的冻母猪肉，那肉炖得极烂，油脂厚厚地漂在白菜汤上面，用筷子一夹就碎。
我端着碗，蹲在墙根底下，使劲唆着骨头。二胖坐在我旁边，一边嚼一边砸吧嘴：“小河，你觉不觉得今天的肉味儿有点怪？怎么有点甜呢？”
我没理他，饿死鬼投胎似地把碗底都舔干净了。
可接下来的一个月，事情越来越邪乎。
大龙走后的第二周，四年级的丫头小翠不见了。老师说，小翠被她姑姑接去城里享福了。小翠是个哑巴，平时在学校里经常被男生扔石子，她没了，连个哭的人都没有。
小翠走后的第二天，星期三，食堂又炖肉了。
接着是五年级的小个子。
然后是二年级的那个流鼻涕的小鬼。
不到一个月，大通铺上空出了四五个位置。原本挤得转不开身的炕，开始变得宽松起来。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刮在空荡荡的炕席上，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有小孩子在半夜里哭。
我开始觉得害怕，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这些“退学”的孩子，都有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孤儿，或者是家里根本没人管的绝户头。大龙没爹妈，小翠是个被扔在林场路边的弃儿，小个子的爹在局子里关着。
最让我浑身发毛的是，每次老师宣布有人“退学”的第二天，赵德贵那口大铁锅里，绝对会飘出那种甜得让人发腻的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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