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年那会儿，红旗机械厂的烟囱其实就不怎么冒烟了。
那年夏天热得邪乎，树上的知了叫得人脑仁疼。我们那栋老国营厂宿舍区是红砖盖的三层楼，墙皮早就脱落得跟癞痢头一样。走廊是通着的，一家做饭，全楼都能闻到大葱炒鸡蛋的味儿。可到了七月份，那股子味儿就变了。
变臭了。
最开始，住在二楼的王大妈天天在楼道里骂街，说谁家把死带鱼扔下水道里了，反上来的味儿熏得人没法开火。
我当时二十出头，刚接了老爹的班进了厂里的后勤科。我天天搁屋里光着膀子喝凉水，可那股子味儿顺着地板缝儿直往我鼻子里钻。那是种死耗子泡在泔水桶里捂了三天的味儿，黏糊糊的，拿扇子怎么扇都扇不走。
许广才家就在我头顶上，三楼三零二。
他下岗半年了。那半年里，我最怕的就是半夜。
那时候的楼板薄，隔音差得要死。只要过了夜里十二点，头顶上肯定准时响起来“通——通——”的声音。那是许广才穿着他那双大头皮鞋，在屋里转圈呢。紧接着，就是沉闷的生铁物件砸在木头上的动静，再后来，就是拖东西的声音。
“刷拉——刷拉——”
像是有个装满沙子的麻袋，在地板上一下一下地蹭。每次这动静响完，楼上准能传出孙桂芬一两声憋在嗓子眼里的惨叫。
那叫声不尖，像是被人捂着嘴，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村里、厂里的人都说，许广才疯了。下岗前他顶多是个爱喝两口的闷葫芦，下岗后，他天天端着个掉漆的搪瓷缸子，打二两最便宜的散白干，喝得眼睛通红。他老婆孙桂芬在朝阳菜市场摆摊卖菜，每天天不亮就得去批发市场抓货，晚上黑透了才顶着一身烂菜叶子味儿回来。
许广才就堵在楼梯口。
“今天跟哪个野男人说话了？”
这是我听过最多的一句话。
许广才那大嗓门，一嚷嚷全楼都能听见。孙桂芬老实，低着头想往屋里钻，许广才一把就能扯住她的头发，直接往屋里拽。
有一次，我在水池子边洗衣服，瞧见孙桂芬在旁边接水。她领口没扣好，我一眼就瞧见她锁骨下面全是紫黑色的青紫，还有一排牙印，血痂都黑了。她看见我看她，慌忙把领口死死攥住，眼圈一下子红了，嘴唇哆嗦着说：“小林，今晚要是上边动静大……你别害怕啊。”
我能说什么？那时候厂里天天开会裁员，人人自危。邻里街坊的，谁愿意去管人家的家务事？王大妈私底下也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广才也是心里憋屈。男人没了营生，女人天天在外面抛头露面，不怪广才犯嘀咕。”
犯嘀咕？那他妈是犯病。
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全区大停电。
那晚连一丝风都没有，屋里跟蒸笼似的。大家伙都把竹床、马扎搬到楼道里和院子里乘凉。大人们摇着蒲扇扯淡，小孩在黑暗里跑着抓流萤。
唯独三楼安静得像个死窑。
许广才没下来，孙桂芬也没下来。
我躺在院里的凉席上，瞅着三楼那扇漆黑的窗户。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眼皮跳得厉害。
到了后半夜，周围人都散了，天上也开始闷雷滚滚，眼看着要下雨。我收了凉席往楼上走，刚走到二楼半，突然听见三楼木门“吱呀”响了一声。
我本能地停住脚，贴在墙根上。
黑暗里，一个人影从三零二摸了出来。是许广才。
他没穿鞋，光着脚。可他手里提着个东西，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刺啦——刺啦——”的钝响。
那不是麻袋的声音。
“广才？干嘛去啊？”我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许广才猛地打了个激灵，手里的东西“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是一把劈柴用的短柄斧子。
借着偶尔闪过的雷光，我看见许广才的脸煞白煞白的，脑门上全是冷汗，眼珠子瞪得老大。他看清是我，狠狠啐了一口，把斧子捡起来往身后藏，阴恻恻地说：“管好你自己的嘴，少他妈多管闲事。”
他身上有股浓烈得化不开的酒糟味，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腥气。
第二天，孙桂芬没去摆摊。
她那菜摊子空着，下午就有别的摊贩把地方占了。
到了第三天，孙桂芬还是没出现。机械厂宿舍就这么大点地方，藏不住话。王大妈在井边洗菜的时候碰见许广才，忍不住问了句：“广才，你媳妇呢？这两天咋没见人？摊子都让人顶了。”
许广才蹲在地上，怀里死死抱着个黑色的塑料袋。他叼着一根没点着的老旱烟，眼皮都没抬，沙哑着嗓子说：“跟野男人跑了。把家里的存折都卷走了。”
这话一出来，周围几个洗衣服的娘们儿顿时不吱声了，眼神里全是鄙夷。
可我不信。
因为那天下午，我看见许广才的儿子，八岁的亮亮，一个人坐在楼道台阶上啃一根干面包。亮亮浑身脏兮兮的，眼里全是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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