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冷得血星子直冒，从十一月进腊月，连下了三场暴雪。
老建设局家属楼在县城最北边，挨着煤场，一到晚上，那冷风顺着墙缝往屋里钻，跟刀子割肉一样。我当时住三楼，孙卫东家就在我头顶上，四楼四〇二。
那天晚上十二点多，我刚把炉子封上，准备脱鞋上炕，就听见头顶上“咣当”一声。
那动静特别大，像是实木椅子砸在水泥地上，紧接着就是一阵尖利的骂街声。是孙卫东那个城里媳妇，叫刘红梅的，嗓门大得能穿透两层楼板。
“过不过了？啊？孙卫东你摸着良心问问，这日子还能过吗？满屋子都是那股子死人味，尿骚味、药罐子味，连孩子衣裳上都是！我出门上班人家都捂着鼻子躲我！今天不把这两个老不死的老东西弄走，我明天就带儿子回娘家，这婚必须离！”
我披上棉袄，走到窗户边上，把窗帘拉开一条缝。
外面正飘着雪花，路灯惨白惨白的。没多大一会儿，楼道门“吱呀”一声开了。
孙卫东穿着件军大衣，黑着脸走了出来。紧接着，是他那个瘫了的老爹。老爷子身上裹着两条破烂被子，整个人陷在推车里，脑袋耷拉着，连哼都哼不出声来。孙卫东的娘在后面跟着，一瘸一拐的，右手还死死攥着个蓝布包袱，那干瘪的嘴唇冻得发紫，一边走一边撕心裂肺地咳嗽。
“咳——咳咳——”
那咳嗽声在空荡荡的雪夜里传得老远，像是有把钝锯在拉扯气管子。
我当时心里就犯嘀咕，这大半夜的，零下二十多度，孙卫东这是要把亲爹娘往哪赶？老家的房子听说夏天大雨就塌了，这城里天寒地冻的，不是要人命吗？
我没敢出声。那个年代，谁家过日子都不容易，孙卫东又是建设局的股长，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平时在院里碰见都昂着头，谁乐意去触这个霉头。
我眼睁睁看着孙卫东推着车，领着那两个颤巍巍的老人，慢慢消失在白晃晃的雪幕里。
说起来，孙卫东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老家是离县城三十里地的孙家沟，穷得连鸟都不拉屎。他爹娘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就差把骨头渣子榨成油，硬是供出这么一个大学生。孙卫东毕业分配到县建设局那年，全村放了三天鞭炮，老两口走路眼睛都看天，觉得自己这辈子受的苦都值了。
后来，孙卫东在城里站稳了脚跟，娶了供销社主任的闺女刘红梅，还分了这套两居室的楼房。
前年秋天，孙家沟闹洪涝，老两口的土坯房塌了大半。孙卫东没办法，只能把亲爹娘接到城里来住。可这农村老人进了城，哪哪都不对劲。
老太太不会用煤气灶，差点把厨房给点了；老爷子不会坐抽水马桶，非要在阳台角落里解决。刘红梅那人尖酸刻薄，打心眼里瞧不起乡下人，隔三差五就在家里指桑骂槐。
最要命的是老太太的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一躺下就咳，成宿成宿地咳。
“咳——咳——”
那声音跟漏风的风箱似的，隔着楼板传到我家，我都听得真切。刘红梅在楼上摔盆打碗，骂她是“屋里养了个痨病鬼，成心不让活人安生”。
今年十一月，老爷子脑血栓犯了，半夜起夜摔在水泥地上，当场就瘫了。
这下子，屋里的味儿更没法闻了。屎尿全拉在裤子里，老太太自己也病得起不来床，根本伺候不动。刘红梅彻底闹翻了天，连儿子都不让孙卫东抱，嫌他身上有“死人干巴味”。
孙卫东夹在中间，最开始还装模作样地劝几句，后来也烦了。他在单位好歹是个干部，天天穿得利利索索，回了家就要面对一地鸡毛和一身尿骚味的爹娘。我好几次在下班路上瞅见他，在自行车棚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那脸色阴沉得吓人。
直到那天晚上，他终于把人推走了。
过了有三天吧，我在胡同口撞见孙卫东买煤球。
我多了一嘴，问他：“卫东，你爹娘呢？天这么冷，搬哪儿去了？”
孙卫东手里的夹子顿了一下，脸上的肉皮子抽动了两下，硬挤出一个笑来：“啊，李哥。我跟红梅在东郊租了个平房，带小院的。老人家在城里住不惯楼房，说接地气心里踏实。我过几天去看看他们。”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根本不敢看我，把煤球往车上一扔，急匆匆地就推车走了。
什么带小院的平房，纯属扯淡。
没过几天，纸就包不住火了。县城就这么大点地方，纸厂老仓库那边捡垃圾的刘大爷过来跟人闲聊，把真相给抖落出来了。
孙卫东把他爹娘扔进了纸厂废弃的那间旧仓库里。
那地方原本是放烂纸浆的，早就废了七八年了，连个正经门都没有，就挂了个烂棉门帘子。北面的窗户玻璃全碎了，孙卫东用几块破纸壳子随手一钉，里面连个炉子都没有，更别提暖气了。
那地方，夏天关狗都嫌闷，冬天那就是个活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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