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云带来的消息在郑耀先的脑子里转了一整夜。
黑田重雄到了蚌埠，调阅了清江行动后方物流的全部节点地图，跟铁道部队指挥官密谈了两个小时，走出会议室时脸色极其难看，对副官说“上海的情况比新京预想的更复杂”。这些信息拼在一起，指向一个清晰的结论——黑田这趟来华中，目标根本不是豫南的清剿侦察。他是来追查关东军情报课在上海被连根拔起的原因的。而他在蚌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阅清江行动的后勤物流节点，说明他已经怀疑上海的失利与后勤线被渗透有直接关联。
郑耀先躺在商行二楼的行军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上那块翘起的墙皮。那块墙皮的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他每次失眠都会盯着它看，看得久了，那只鸟好像在动。窗外已经有了灰蒙蒙的天光，弄堂里送牛奶的马车叮叮当当地驶过，马蹄铁敲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他一夜没睡，不是不想睡，是脑子里的事太多，像一堆纠缠在一起的线头，每一个都拽不动。
黑田重雄这个人，他从安全甄别的审讯记录里了解过。关东军情报课在东北经营了十年，培养出了一整套针对中国抗日组织的渗透体系。黑田是这套体系的核心设计师之一，最擅长的不是正面交锋，而是长期潜伏和策反。他在东北策反过抗联的两名师级干部，用的不是刑讯逼供，而是长达数月的心理消耗战——先通过外围渠道不断向目标施加压力，再通过中间人传递似是而非的善意，最后在一个目标心理防线最脆弱的节点上，亲自出面完成最后一击。那两个被策反的干部中，有一个在叛变后还给黑田写过一封信，信里说“你比我自己更了解我”。
这种人到了华中，对上海地下组织——不管是军统还是共产党——都是一个远比佐佐木的行动队更危险的对手。佐佐木的威胁是明处的，你可以看到他的人、他的刀、他的行动规律。但黑田是暗处的，他可能在任何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时间点，从一个你完全没有防备的角度出现。
郑耀先从行军床上坐起来，穿上拖鞋走到桌边，拿起昨晚苏曼云留下的那份正金银行资金流向记录又看了一遍。清江行动的采购款已经全部到账，物资供应商均已确认收款，蚌埠中转站的库存报表上那批磺胺类药品的备注仍然是“在途”。这两个字意味着鬼子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药品已经被掉了包——在北站编组站失踪的三名哨兵被定性为抗日分子的暗杀行动，药品被掉包被发现之后，蚌埠和上海之间还在互相推诿责任，宪兵队的调查被卡在了后勤系统的官僚迷宫里面，至今没有形成完整的调查结论。
但这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黑田来了。黑田不是后勤系统的官僚，他是一个情报老手，专精于从一堆杂乱无章的线索中找出那个最关键的破绽。他调阅清江行动的后勤物流节点图，说明他已经把目光锁定在了从上海到蚌埠的物资运输线上。如果他从蚌埠往上海方向逐段倒查，查到一个叫顾长贵的北站调度员身上——顾长贵上个月忽然还清了一笔赌债，老婆在闸北买了狐皮大衣，他哥哥顾长安又在军统站里做庶务——这条线索链一旦被黑田捏在手里，以他的手段，三天之内就能让顾长贵开口。
“简之。”郑耀先叫了一声。
赵简之正趴在桌上补觉，听到叫声猛地抬起头来，脸上还印着袖口的褶皱。他揉了揉眼睛，看到郑耀先的表情，立刻清醒了——六哥那种平静的脸色，比任何惊慌失措都更让人紧张。
“顾长贵现在什么情况？”
“昨天还在北站正常上班。鬼子宪兵队约谈了他一次，问了些关于北站行动当天值班情况的问题。他按我们给他准备的那套口径答的——当天下午正常替班，编组单按程序归档，交班后回宿舍打牌到半夜，三个牌友都签字作证。宪兵队问完就放他回去了，没有拘留。”赵简之打了个哈欠，从桌上拿起一份情报组的日报翻到相关页面，“孝安的人一直在盯他，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异常。”
“目前为止。”郑耀先重复了这四个字，手指在桌面上敲着，“宪兵队问完就放人，不是因为他没有问题，是因为宪兵队的调查方向是抓凶手。他们问的是‘你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当天岗哨有没有异常’，不会问‘你最近有没有忽然多出一笔钱’、‘你哥哥在哪里工作’。但如果换一个人来问——一个不关心凶手是谁、只关心整个后勤系统哪里最脆弱的人——顾长贵那套口径就不一定扛得住了。”
赵简之的睡意彻底没了。他站起来走到郑耀先旁边，压低声音：“六哥，你的意思是鬼子要换人查这个案子？”
“不是换人，是加人。关东军情报课的黑田重雄已经到了蚌埠，正在调阅清江行动的后勤物流资料。他从蚌埠往上海方向查，迟早会查到北站调度室。山本的安全甄别规程给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调查框架——他可以用‘后勤系统安全评估’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调取所有北站调度人员的财务记录和通讯记录。一旦他拿到这些资料，顾长贵就是第一个被撬开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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