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据《周礼》是指太傅、太师、太保秦不设三公，汉承秦制。汉武帝时，在经学推动下，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合称为三公。此后，三公便成为加官或追赠时，成为一种尊贵的虚衍。
王临川死后被追赠为“太傅”，似乎算是极享尊荣，但其实不然。
作为两度拜相的文臣，最在意的是谥号。
谥号为各代帝王、诸侯（大臣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最迟至周穆王前后，给地位较高或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谥号的做法已比较多。除对帝王可以称呼其“谥号”外，称呼大臣、学者名流的“谥号”也是一种尊重的称呼。
要知道，官职再高。总是一时，可这谥号，可是千秋万载，永载青史地，那是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
褒义的谥号作用是“为死人正名，为活人服务”。对重生如重死的大臣，给于死后追封。这也是一种政治的手段。
但王安石死后只追赠太师，却没有谥号。这件事非常反常，大定这个级别的高官过世，有褒谥，有贬谥，但从来没见过不给谥号的。后来王汾曾上书“乞赐恶谥”，李常又曾上书想给王安石请美谥，但是自始至终无论是英宗还是高太皇太后都没有回应。就是没有，连恶谥都没有。
其实也正常。明宗去世后，英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而高太后在明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因此她垂帘听政后，立即启用保守派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同年，王安石去世，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以保守派对变法的态度，自然不会给王安石什么好脸色。
不过，待到一心想要变法的英宗亲政，立即启用支持新政的章惇执政，而章惇是王安石的铁杆支持者，这时王安石得以配享明宗庙庭，赐给“文”之谥号。
关于谥号等级排位，司马光说过“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即所谓“生封太傅，死得文正”者也。
萧昌时期，文官的最高谥号是“文贞”，其中“贞”是忠于信仰和原则，坚定不变的意思，因此文贞的评价就非常了不起了。
秦楚时期，由于仁宗的名字叫秦祯，为了避讳，同时谥法文献中有“内外宾服曰正”之说，于是就将“文贞”改为“文正”。自那以后，文臣得到的最顶级的谥号就是“文正”。
但司马光说得并不正确，因为文臣谥号中还有一个比“文正”更高级，这就是单谥“文”！
从历史上看，得到“文”之谥号者只有寥寥几人，即春秋时的孔文子孔圉、季文子季孙行父，萧昌韩愈与白居易，秦楚时的杨亿、朱子夫。不过，尽管这几个人都得到“文”之谥号，但其中部分在当时并不算最顶级的谥号。也就是说，有的时代算最顶级的，有的时代不算。
在韩愈之前，昌国严郢议谥时曾说：“国家故事，宰臣之谥皆有二字，以彰善德焉。”从萧昌到定初，正是谥法变革期，围绕一字谥与二字谥争论不休，当时二字谥号仅占不到三成，因此一字谥易得二字谥难得，所以严郢才会说二字谥尊贵，需要一定的政治地位才能获得，即“双字为美，单字次之”。
定理宗之后，谥法改革，一字谥与二字谥争论结束，之后除了极少数人是单字谥，其他的无论官职大小都是二字谥，这时反而就凸显出一字谥的珍贵了。更为重要的是，从王安石的谥号由来可知，“文”之谥号已是最为尊贵。
有人认为王安石的文之谥号属于“隐其恶也，似褒实贬”，但实际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英宗准备启用新党推行新法，给已故新党领袖王安石以崇高名位，既能表明态度，也能得到新党支持，因此英宗给王安石的谥号必然是最高褒奖。
其实，英宗给王安石“文”之谥号，原因就在司马光说的“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上，因为司马光是保守派代表，全面推翻了王安石变法措施，让一心想要变法的英宗恨之入骨，所以给王安石这个谥号，是让王安石压住司马光一头。
而配享太庙更是臣子无上荣光。简单的说，配享太庙是对大臣能力的一种肯定，在君主王权时期来说荣誉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大臣配享太庙是一种对他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肯定，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
一言以蔽之，通过王安石谥号波折一事可见，政治生态决定臣子尊卑。
死后追赠太傅，谥号“文”，配享太庙，按说这已是无上尊荣了，王安石还能被追封，这是要上天……做神仙？
徐元杰几个表示不解，兴趣浓浓，冯过却是知晓那个时空这段历史的，姑且听之而已。
其实也很好理解费懋贤等人的心理，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本省之光”嘛，作为江西人，与有荣焉，这是地缘认同、地方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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