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个时空比对，冯过对这样似是而非的事件妄下结论，历史的走向犹如山路十八弯，怎晓得会转向何处。
但完颜阿骨打这个名字确实自带很大的冲击力——“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别看只有区区2500人，但在战神级别的阿骨打率领之下，绝对是獠牙怒张战力爆表，已然是日暮西山的后辽抵挡得住？
虽然有关北方更北的消息极少传至大定，即便有也是毫无时效性可言。冯过都怀疑下次再有相关信息传来时，女真人已然是攻城拔寨连战连捷了。
而定辽通好互为援奥，若后辽承受不住腹背受敌之苦，想必会向大定求援。只是，以定国那被富庶繁荣掩盖的孱弱的战力，别说帮后辽解困，一旦发生战争怕是自身难保。但就是怕自家不知自家事，打肿脸充胖子的瞎掺和……
现而今的大定朝堂，拥有一套复杂完备的体制，通过设置枢密院、三衙、兵部等多个各负其责、互不隶属的军事机构，以“军权三分”的方式对军权施行了极为有效的制衡和约束，其心思之缜密、手段之复杂、影响之深远，历朝历代无出其右，堪称达到了军权管控的“天花板”。
兵部对厢军、民兵这些战斗力不足的地方军队进行一些管理，加上一些后勤保障、测绘地图之类的事务，对于大定真正的中央军“八十万禁军”（并非是实指）是根本没法染指的，更谈不上指挥作战、调兵遣将了，可以说是存在感极低。
枢密院不仅执掌军机要务，还有人事权、招募权、调动权（当然要在皇帝的允许之下）等等，可谓是相当实权的部门，和兵部的虚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虽然权力如此之大，枢密院却也并非无所不能，原因很简单，因为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归他统领管辖。
三衙则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和训练等工作，直接与部队打交道。然而尽管看起来是手握重兵，但一方面是三个互不隶属的部门负责，从而并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现象，另一方面，三衙并无调动派遣军队的权力，这一点和枢密院正好相反。
总而言之，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无统兵之重，而三衙则有统兵之重，却无调兵之权，至于兵部则完全成为“背景板”，只能负责一些相对来说无关紧要的日常事务。
客观的说，宋朝的这套复杂、精巧的军权分制手段，确实达到了预期目的，但负面作用更是不可估量。
将领早已没有那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度和独立性，而仅仅是作为大定王朝军事方面的高级打工人而存在，还受到皇帝和掌握话语权的文官系统的猜忌和排斥，轻则丧失权柄，重则含冤而亡。
军队地位也是空前低下，甚至对待士兵都要用脸上刺字的方式防止其逃跑。本来应该是保家卫国的军人却完全是囚犯一般的境遇，可见定国对军事的轻视乃至蔑视到了一种何等的地步，纵使再有多发达的经济、文化、城建，又有何用？
再看，兵部尚书辛弃疾，枢密使是蔡卞，三衙主官分别是殿帅（殿前都指挥使司）高俅、马帅、（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童贯和步帅（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朱勔。三方长官中，辛弃疾向来主战，蔡卞主和，高俅和童贯不擅武事但好大喜功，朱勔位居高位却是尸位素餐只知谄媚奉迎贪图享乐……这样的武官组合，内部便已乱成一团糟，真有战事发生，统一思想路线都够呛，更勿论高明指战了。
啧啧，定国，燕国，后辽，包括西宁，哪家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就看谁熬的时间久些……
罢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便自己大声嚷嚷“完颜氏有狼子野心”又有谁信？
再说那“倭寇”，也算是“渊源流长”了。倭寇倭寇，倭人寇边，亦是倭国贼寇，RB海盗。总之不是好词，更非好事。
二百余年前，日本施行海禁政策。但日本商人锐意搜求中国货物，违禁前往楚国的浙江、福建一带经商。楚政府则通过庆元、泉州市舶司收税来接待日本商人。这些商人多是流劫日本西部沿海的武装商人。他们尝驾小舟流劫土佐、丰后海洋间，隐泊野岛，窥视商船劫掠之，并勾引本夷为犯中国。日本商人在中国不满所欲，卒蟠劫而去。故终楚之世，使竟不至，寇盗边睡。
又过数十年，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些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乃称之为“倭寇”。
明宗嘉靖初年，大定王朝借口宁波“争贡事件”，下令严禁造违式大船，凡是属于违禁海船的尽数毁掉，规定“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企图断绝一切海上联系和贸易往来。然而，到嘉靖二十年后，反而是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私人海外贸易规模反而更大，“倭寇”在东南沿海迅速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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