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尘埃落定，但后续还有不少程序需一一走一遍。
晓得资哲已从宫中出来回府，冯过第一时间登门拜谢恩师。
在汉代后期，政坛师生之中的条条框框逐渐多了起来。师生之间不仅要结成门生和恩师的关系，在当时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之中也有了一定的原则和义务。比如恩师过世，作为门生也要为其守孝发丧。如果恩师被人杀害，门生也要负责为其报仇。在政治中，恩师一旦青云直上，学生也会雨露均沾。而恩师一旦犯了大罪，也会株连到自己的学生。东汉着名的党锢之祸就是这样的情形。当时的名士李膺等人在与宦官的政坛角力中失败，他被扣上了“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的罪名。他的学生们被大量抓入狱中，后来又被禁锢终生，永远也不能为官。但即使是这样，无数的清流依旧与宦官势力作对，文人士子前仆后继。
汉代之后王朝之中，老师有了很多不同的分支。比如启蒙授课的老师往往被称为业师或者授业恩师，从孩提时期就教导学生直到他成年参加科举。这些老师一般是普通的秀才和不得志的举人充当，他们的职责是传递知识和本事。他们和学生的关系也是最亲密的，往往会有最深厚的情谊。但是，当学生走上科举考场，他们就会有新的老师。这种老师与他们素昧平生，完全是因为科举考试才走到了一起。这就是科举的主考官，一般是高官显贵担任。一旦中举，主考官就成为了所有中举者的恩师。在日后的社交场合中，见到恩师要行大礼。这些学子一般也都会在政坛中经常提到自己的恩师是谁，以求得重视来提高声望。此外，其余的考官也会在事后告知学子，这些人就被称为座师或者房师。虽然他们也不曾和学子有过交往，但是学生见到他们也要行弟子礼，表达自己的弟子身份。这些老师当中，业师是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物。因为他们的政坛地位基本上都很低，乏人问津。一些心怀感恩的学子会在功成名就之后，积极探视自己的业师，以表达感谢。但是在正规场合中，一般也是只提及恩师，不把业师挂在嘴边。
冯过显然不是这种人，虽然他也较敬重周伯通、李格非与杨廷和，至于黄潜善就算了，但资哲在他心中的位置却是最重要的。
对冯过这位高徒，资哲更是越看越欢喜，听冯过说不想回家省亲，他表示支持。
虽说殿试后新科进士有一个月的省亲假，但除了家乡距东京近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回家，舟车劳顿不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往返途中，真正在家的时间并不多。再者之后还会有选官这道程序，除了一鼎甲和观政的若干名庶吉士，一部分可以直接授官外放，但更多的还需留京补缺。
本朝初，进士的任官很容易。一甲不说，二甲一名至五十名，除部主事；五十一名至三甲十名，除中、行、评、博；十一名至二十名，除知州；二十一名至五十名，除推官，余除知县。也就是进士直接授官，最低也是七品官。
但到了真宗朝，进士要侯缺。其时，铨选进士初仕须留京补用或回籍候缺。“着考试，将文理优者留京，遇有月官扣缺，即行补用；其余听其回籍，候应补之缺。”经吏部铨选的进士要等有空缺才能任职，到明宗朝也没有好转，有的进士有近十年不得官。
每三年一次的会试产生三百多名进士；每六年一次的大挑考试；不定时的恩科考试，还有部分贡生任官，捐官。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吏部选官是每月抽签，有进士、举人、纳捐、应升四部分按照规定额度同时抽签，当然抽签不是真的随意看运气抽，根据打点多少而决定你是否被抽到。到了英宗朝，一个纳捐者要捐四千多两白银才能得到知县实职，对大多数进士而言是一个天价。留京等待补官，这或许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种操作。
资哲给冯过这位官场小萌新好好普及了一番新科进士选官的流程。
一甲的三名进士，状元直授修撰，榜眼、探花皆直授编修，修撰是从六品，编修则是正七品；二甲留京为六部主事的进士，主事是正六品。
状元授官有奖励头名的荣耀考虑在，可以不同于寻常进士，然而二甲进士授正六品主事，岂非比状元还高，很不合情理？其实，二甲进士初授官，实则是候补主事，而非实授。
譬如，乡试阅卷工作的上一届进士，外任地方官都明确署着府推官或者知县的官衔，而京官却均是“X部办事进士”。乡试之举行都在上一科进士登科后两年，这些留京的进士干了两年的工作，在正式场合尚且不能署衔“X部主事”而只能说是该部的“办事进士”，可见正六品主事并非直接授予，和庶吉士转正为翰林官差不多，需经过三年的试用期才能转正为主事。
至于庶吉士之转正，《职官志》有明确规定：“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编修为正七品，和榜眼、探花之直授是一个职称待遇，只是迟了三年；检讨则是从七品，低一级，可见科举名次的高低，哪怕在馆选之后，也是时刻发挥作用、决定前途的。至于“不留者为给事中、御史”，给事中是京官，从七品，御史当是指十三道监察御史，要外放出去的，是正七品。这又是一个奇妙的等级区分，官场默认京官为优选，外官为次选，所以不得京官而外放者，就在官品上稍升一级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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