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谋杀亲夫”，自也有“谋杀亲妻”，正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嘛。
不过，稍有不同的是，冯过接到的这个案例是“殴妻致死”。
苦主是绵上县余家村人士王大，为儿子王黑小杀妻一案喊冤。
绵上县随即展开调查，经过现场勘查和问询，案情似乎很明朗——
丈夫名叫王黑小，妻子是余氏。三日前，两人在家休息，王黑小叫余氏给他泡碗茶，余氏没有立即去泡，王黑小叫了几次，余氏就是不动手。王黑小就开骂，而余氏也回骂，为了一碗茶，夫妻两人大吵起来。王黑小骂着骂着就动粗，一拳打在余氏的左耳上，把余氏打倒在地。余氏倒地嘴还硬，连着王黑小的父母一起骂：“你父母怎么养你这么个野蛮种。”王黑小顺手检起一块柴禾猛砸过去，余氏拿左手挡一下，左手被砸伤，鲜血淋漓。王黑小又赶上去照着余氏脑门猛踹几脚，余氏当场昏了过去。不久就呼吸急促，一命呜呼。
王黑小见把老婆打死了，才开始后怕。他用根绳索在余氏尸体的脖子上用力锯勒了几下，把血迹擦拭干净，给余氏换好衣服，放平整了。哭丧个脸到余氏的叔叔那里去报丧，说是余氏争吵后上吊自杀了。
余氏的叔叔余守岳赶来，一见侄女脑袋上、手上有伤，立即到县衙门去报案。
绵上县秦知县随即带了仵作李道如来检验尸体，李道如见左耳、脑门致命部位都有伤痕，报出后记录在尸格上，然后又报“咽喉微有绳勒痕迹”，也没有说明是否是致死原因。
秦知县遂以王黑小“无故杀妻”的罪名结案，上报通判及知军衙门拟判王黑小杀头。
从报案到结案仅仅用了两天时间，不得不说，这位秦知县断案效率真高。
但王家人显然不认可这样的判决，在他们看来，王黑小是因夫妻争吵引发矛盾而失手打死余氏，绝非“故意杀妻”，判决“杀头”太过严厉。
恰好这段时间冯通判“神探”之名传的沸沸扬扬，王大遂将状纸递到通判衙署为子“鸣冤”。
冯过接了诉状，仔细研读后明白了个中微妙之处便在一个“故”字，旋即他想起了大昌一件类似的案件——
姚文秀杀妻。
昌穆宗长庆二年，京城长安有一个八品小官叫姚文秀。说真的，这样的小官在长安城真是多如牛毛，真应了那句话，灞水里的王八都比这芝麻绿豆的官多。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姚文秀杀妻，历史上都未必能有留下此人的名字，正史上记载他是因：“怒妻颇深、挟恨已久”，就是姚文秀厌恶媳妇，因此对媳妇王氏大打出手，当天晚上老婆王氏就重伤不治而死。这里就说明一点，姚文秀长期家暴媳妇。
值得肯定的是，姚文秀主动向大理寺投案自首，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夫妻相争、斗殴致死”。就是我们两口子对打比武，我媳妇输了，死了。但案发后，经检验姚文秀身上没有任何伤损。
依照大昌律法《昌律疏议》规定：“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意思就是认为姚文秀杀妻是事出有因事而杀，不是无事而杀。
刑部和大理寺只想快点了事，没有深究案件具体发生的情况，直接就判：“以姚文秀怒妻有过，即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殴死，则非故杀者。”这起非故杀的案件初审结果下来了，也许就是姚文秀所预想的那样，他杀媳妇是因为是二人争吵，但不是故意杀人罪，于是就定为了斗杀人罪。判免官，杖三十。
刑部在复审此案时。认可了这一判罚，这时候有个叫崔元式的大理寺的小官，却直接给刑部上书表示反对。这样的事情如果反对，只能抠字眼，对《昌律疏议》进行解释，崔元式认为：既然姚文秀身上无伤，相击（互殴）就不成立，他媳妇不是当即死亡，而是当晚死亡。所以不能定为斗杀，应该定为故意杀人。（相争为斗，相击为殴）“故杀”和“斗杀”虽一字之别，但是在量刑上却有着巨大差异，“故杀”即故意杀人，而“斗杀”和过失杀人差不多——“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于死，姚文秀检验身上，一无损伤，则不得名为相击；阿王当夜已死，又何以名为相争？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姚文秀的妻子阿王被打得遍体鳞伤，以至于死亡，而姚文秀身上却一无损伤，这明显不是因为相互斗殴而死，两人“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姚文秀他就是故意杀害！
尽管男尊女卑观念深入人心，但把媳妇殴打致死这样的情节过于恶劣。
此时，刚刚担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在长庆二年五月十一日，为此事上书皇帝。照理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也是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员，他是没有理由参与此事的，但他就是上书了，也是够神奇的。
在这封奏章后被命名为《论姚文秀打杀妻状》的奏章中，白居易对此案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了斗杀和谋杀、故杀的主要差别。主要就在于杀人的主观意识，是有心还是无心。是不是谋杀、还是激情杀人。如果是偶尔相争，一殴一击，属于斗杀意外而死。就是说凶手和被害者双方并没有恩怨，在偶然的情况下突发纠纷，双方互殴导致的死亡，就是意外而死亡。如果是案发前就存在怨怒，已经对受害者怀有杀心，以相骂等手段挑起争斗，然后借机殴人致死就是谋杀，不同点在于在于有没有杀心杀人的直接故意——“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天下所有的杀人犯都可以说：“我是有事而杀”，他们都不用死罪。所以，判案的时候不应该从“故杀人罪”的定义上来看此案的性质，不是说只要发生了打斗就是“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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