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五月，今年的新科进士名单出炉之后，除了引起京城百姓例行的八卦热议之外，这份名单也很快在有心人中看出了些什么。
今年燕京和金陵大学参与科举的约为113人，但是录取的人数却超过了60人，几乎占了本科进士的五分之一。从这点上来看，读过这两所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几乎半只脚已经跨入了仕途。
因此在今年的金榜名单传开之后，报考燕京、金陵大学的人数便陡然多了起来。而与此同时，朝廷和地方共同创办的新大学又多了四所：西安大学、洛阳大学、成都大学、上海大学。这些大学都建立在了改革派官员主持的地方，又为燕京、金陵大学培育出来的毕业生提供了去处，一时之间倒是极大的推动了新学在地方上的传播。
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燕京、金陵大学开始批量化培育毕业生之后，总理衙门、工部、水利部、军器监都发出了优先招募大学自然科学院毕业生的条款。于此同时，负责官员选拔、晋升和日常管理的吏部也颁发了一则新官员管理办法。
在办法中规定，为了保证新科进士们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吏部在选官之前还会进行一项常识考核，凡是常识考核不能通过的，就必须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常识培训，而考核合格者方可进行下一步的选官。
而常识考核除了社会常识之外，便是科学常识。在这样的筛选下，非大学出身的进士比大学出身的进士，又多了六个月的常识学习期。从这一刻开始，非学校系统出身的进士，很自然的就被学校系统出身的进士给压了一头。
对于那些寒门出身的进士来说，这相当于补充了如何做官的常识，他们倒是没有什么不满。但是对于那些官宦家庭出身的进士，朝廷的做法等于是废除了这些家庭密不外传的做官秘诀，让他们和其他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虽然有些人极为不满，但是他们的声音实在不大，难以引起舆论的支持，很快就被埋没了下去。而温体仁很快又推出了新的选官法，将官员分为了政务官、事务官和技术官员，除了政务官之外，另外两类官员都放开了对于公务员、工程师晋升的门路，虽然晋升的条件极为苛刻。
新的选官法虽然引起了官员们的重视，但还没有等他们对这件事达成一个共识时，另外两件事又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那便是内阁换届及部分退休官员进入元老院继续参政。
从天启末年开始担任首辅的黄立极，不管是为天启帝稳定朝局，还是为崇祯推行政治、经济的改革，都令他成为了很大一部分官员的眼中钉，认为黄立极是一个不能守住文官职责，通过讨好皇帝来稳固自己地位的权势小人。
黄立极的退仕，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大家都这么认为，新的内阁首辅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崇祯时代来临的标志。比起新选官法给他们未来子孙带来的麻烦，新内阁的更替更关切到他们自身官位的稳固，这更让官员们在意的多。
而贵族院改名为元老院，将一部分六十以上身体健康的高级官员纳入其中，以迫使他们让出职位给予后人，这对于官员来说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因为科举制度的无限制方式，使得许多四、五十岁的老举人也在不停的考试，而不愿干些其他营生。
此前官员退休制度的不完整，又令一些老朽而无能的官僚占据了高位，却不能够负担同职位相适宜的责任，这也使得整个大明的官僚机构成为了老人混日子，新人想要做事却无权力的局面。
此前成立了各地地方志编制办公室，以柔性方式让一部分无能官僚半退休化，刺激了地方官僚们做事的积极性。那么设立元老院，就是对中央官僚们的鞭策和安置了。
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待遇不变，他们不在乎去那，元老院显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养老位置。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被迫离开一线实权的位置，显然是一件极为不满的事情。但是好歹还有个位置可以安置，又令他们难以下定决心反抗。
就在这样的纷纷扰扰之中，钱谦益登上了内阁首辅。即便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他，在登上了人臣的最高顶点时，也不禁有些飘飘然了起来。
怀抱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思想，接任首辅的第二日，钱谦益就带着一叠文件前去拜访了皇帝，试图在某些政策上获得崇祯的支持。
“你是说，希望朕能够同意豁免各省逋欠盐课420万元？”朱由检翻看着手中文件，漫不经心的向钱谦益问道。
钱谦益颇为兴奋的解释道：“是的陛下，自从各盐场改制，对盐运司进行改革之后，现在的盐税征收方式和征收部门同以往已经大不相同，现在各省逋欠盐课已经很难理清，如果强行要求各省官员完解，只会令他们从其他方面挪借银两，受损的还是地方百姓。
臣以为，现在国库还算充盈，倒不如将这笔陈年欠账一笔勾销，好让地方官员轻装上阵，也使得地方上的小吏少个名目去盘剥小民，也算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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